摘要
中共政权长期以“党领导一切”为治理根本,但在实际运作中,通过有意模糊“党”与“政府”的权责界限,建立起一套责任切割与替罪机制。当政策失败或官员腐败曝光时,承担舆论冲击的往往是“政府”与“专家”体系,而背后的中共组织则借“指导”与“纠偏”角色保持道义高地与合法性。本研究通过剖析制度安排、典型事件与舆论引导策略,揭示中共如何通过信息囚笼与权责分离机制,转嫁社会不满,稳固其一党统治的合法性幻象。
关键词
中共体制;权责分离;替罪机制;舆论引导;党政关系;阳谋
一、引言
在世界政党制度中,中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政党。它既是国家的执政党,又构建了一个平行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党务系统。根据中共自我表述,“党领导一切”是最根本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国内外公众舆论场中,当中国政府出现政策失误、腐败丑闻或公共危机时,批评往往指向“政府”、“专家”或“基层人员”,而对背后中共党组织的问责则极为稀少。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中共有意制造的政治阳谋与信息结构,使其在掌控绝对权力的同时,规避应有责任。本研究拟通过制度安排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中共党政双轨体制下的责任切割与替罪机制,分析其对公众认知、制度运行与社会稳定的深远影响。
二、理论框架:责任转移机制与信息遮蔽结构
在政治学中,“权责一致”是合法治理的基本原则。但中共体制中,却存在“权归于党,责落于政”的结构性扭曲。通过如下三重机制,中共实现了权力掌控与责任规避的高度分离:
- 制度设计上的隐性权力结构:党组织作为“指导机构”,既无法在法律上被问责,又不在任何公开法定职权体系内承担责任。
- 信息控制与舆论引导:宣传系统过滤政治矛头,将不满导向“政府执行不力”或“基层腐败”,避免直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替罪机制安排:将具体出事的“专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推上舆论前台,党中央则以“纠偏”“整顿”“反腐”的角色再度笼络人心。
三、典型案例分析
1. “清零政策”中的政府替罪机制
2020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中共推行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该政策在初期确实遏制了疫情扩散,但在长期封控下,民生、经济、医疗遭遇巨大冲击。尽管“清零”政策源于中共中央的“亲自部署”,但当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后,官方媒体却将矛头对准“地方政府过度执行”“社区管理不当”,淡化中共高层的直接责任。
例如:广州、郑州、乌鲁木齐等地的封控政策激起民怨,相关市领导被迅速“约谈”“调整”,而中央政策却继续“依法科学推进”,最终在民意压力下,中央悄然转向,但责任没有追究至中共中央。
2. “专家出面说谎”的制度性安排
在多个争议性政策中,“专家”群体往往成为中共政策合法化工具。例如,在“计划生育”、“疫苗推广”、“转基因食品”、“房地产限购”等问题上,官方常常安排权威“学者”或“技术官僚”在媒体露面,发布符合党意的观点。
例如:钟南山、张文宏等专家在疫情初期被推上舆论高点,但当政策转弯或公众失望情绪激烈时,这些“专家”的言论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其“中立性”受到质疑,而幕后制定路线的政治领导层却安然无恙。
3. 教育、医疗系统的“财政负担”话术
在解释财政赤字、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时,中共宣传系统常以“人口多,财政压力大”为由,掩盖资源被党组织系统长期攫取的事实。例如:
- 公务员工资由财政承担,但党务干部的庞大体系(如街道党工委、村党支部等)却并不明确列入公开财政报表;
- 教育、医疗资源投入比例逐年下降,却在建党百年庆典、“学习强国”平台等政治工程中巨资投入。
这使得舆论认定“医院太少是因为人太多”“老师工资低是因为财政太穷”,而非质疑党系统是否挤占了本该用于公共服务的资源。
四、阳谋结构:中共如何操控社会认知
中共所布下的这一信息与权责结构,可称为“政治阳谋”:其运作机制完全公开,所有人都身处其中,却难以指认其源头。
1. 舆论防火墙的构建
中共通过删帖、封号、引导关键词、控制平台算法等手段,将“党”这个关键性主体从公众讨论中剥离,形成一个“政府是坏人,党是好人”的认知模型。
2. 反对力量的名誉击垮策略
中共往往通过制造医疗腐败、教育乱象、学术造假等社会丑闻,败坏各专业群体形象,让社会整体失去对“专家—知识—制度理性”的信任,从而无法形成有效抗争。
五、结论与反思
中共党政一体却又权责分离的治理模式,不仅是维持其统治的制度工具,更是一种信息战术的延伸。通过阳谋式的角色切割、信息过滤与替罪安排,中共有效地建立了一种“万事可做、万责可逃”的统治逻辑。
这种结构虽能在短期内维护政权稳定,却极大地压缩了公共领域的诚信空间,腐蚀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伦理基础。在全球化语境下,若不能清晰识别这种政治机制,将难以对中国政体的真实风险做出准确判断。
参考文献(节选)
贺卫方:“中共的合法性来源究竟为何?”清华大学法政讲座,2020年10月。
吳強:《中國的技術治理與權力分配結構》,《開放時代》2021年第2期。
李曉蓉:《“黨領導一切”與責任轉移機制》,《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Minzner, C. (2018). 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rk, S.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阶段报告: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现行体制下宣称“党领导一切”,实质上通过对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全面嵌入,建立了一种“前台政府、后台党务”的统治结构。当治理效果不佳或政策失败时,党组织却常将责任转嫁给政府、专家、基层机构乃至普通民众。本文试图分析中共如何借助“党—政二元”结构进行责任规避,并以多个实例说明该策略如何在舆论控制与政治维稳中形成闭环,从而强化自身执政合法性并打压潜在反对力量。
关键词:中共政治结构;责任转嫁;党政关系;信息控制;话语权重构
一、引言:中共体制下的“统治分层”
在中共政治体系中,“党领导一切”是基本原则。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国的各级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甚至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党委领导、行政执行”的安排。这种体制下,党与政府事实上并非对等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挥与执行关系。
然而在现实舆论操作中,党组织却往往将责任推卸给执行层级的“政府”或专业人士。政治责任与舆论责任的错位,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异化现象的核心钥匙。
二、结构性权力转嫁机制
2.1 “党指挥政府”与“党隐藏于政府之后”的并行结构
表面上,中共设有党委全面领导政府工作的制度安排,例如各地省市“党委书记”往往权高于“省长/市长”,在决策上具有终审权。但在政治风险管理中,党组织却采取“去标签化”策略,尤其在政策失败、事故责任或民怨积累时,刻意让“政府”出面承担全部责任。
这一模式常见于:
- 重大社会管理失误(如疫情封控引发民怨);
- 经济治理失衡(如地方债危机);
- 群体事件发生时(如强拆、维权打压);
- 社会服务崩溃(如医疗资源不足、教育不公)。
2.2 舆论操控与替罪羊塑造
中国的宣传系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媒体论调、网络讨论、知识分子立场皆受严格引导。在此语境下,“政府”、“专家”、“基层”成为默认的舆论靶子,而“党”的存在则被稀释甚至刻意屏蔽。
这不仅减轻了中共对社会治理失败的直接指责压力,也使公众怨气得以导向替罪对象,避免直接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
三、案例分析:权力与责任的错位实践
案例一:新冠疫情中的“政府替罪羊机制”
2020年初至2022年,中国施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多个地方政府因极端封控措施(如用铁皮封门、儿童医院拒诊致死等)遭舆论讨伐,但这些政策的源头大多来自党中央层级。
尽管“动态清零”明确写入“党中央指导精神”,但当封控造成重大民怨或严重次生灾害时,公众主要责难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干部,而非提出政策的中央党组织。
例如:
- 上海2022年封城期间的次生灾害、物流中断及医疗延误;
- 郑州地铁五号线水灾中官僚推诿,舆论聚焦于市政府;
- 广州封控期间孕妇因无法就医死亡,责难直指医院与基层,却无问责高层。
案例二:教育与医疗系统崩溃的“人口负担论”洗白策略
长期以来,中共控制下的财政投入重点倾向于“维稳”、军费与基建,而教育与医疗资源则长期挤压。在公共服务普遍不足的背景下,党组织却往往宣称“因为中国人口多、财政负担重”,从而将制度设计上的失衡归咎于“客观国情”。
与此同时,高校腐败、学术造假、医院过度医疗等社会问题,舆论多聚焦“教授”、“医生”群体个人的操守,却忽略背后体制化的政策激励与控制机制。
四、制度性后果:中共如何利用“转嫁责任”进行政治巩固
4.1 削弱潜在社会反对力量
中共对体制内“专家群体”、“公务员体系”、“高校系统”等社会中坚力量的声誉系统性打击,使这些群体更难获得民众信任、缺乏组织资源,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政治集团。这是一种“软消灭潜在对手”的话语统治策略。
4.2 信息闭环的巩固与国际误读
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许多仍沿用“国家—政府”概念对中国展开分析,忽略中共党组织对政府的实质控制,进而低估其政治风险转移与社会稳定维持机制的精致程度。
五、结语:重新认识中共体制下的责任构造逻辑
中共的“党政二元”实则是一种政治阳谋,它并未遮掩“党领导一切”的本质,而是通过系统性制造舆论错位与责任替代,实现了执政稳定性的自我修复。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当代政治生态,也能为防范中共对外宣传与信息战的伎俩提供启示。
注释与参考文献(节选):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23年;
- 郑永年,《中国治理模式:演变与挑战》,2017;
- “清零政策与地方治理失败”,《财新周刊》,2022年4月;
- 叶耀元,“中国专家制度的政治功能”,《中国季刊》2020年第2期;
- 中国数字时代、BBC中文、路透社等对中共新闻管控的实证追踪资料;
- “中国的宣传体制分析”,Freedom House,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