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论文试图从宗教思想史、近代科学史、政治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角度，分析一个极具理论价值但在当代研究中长期被遮蔽的思想链条：近代科学理性如何在基督教神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生成，如何在知识分化的进程中逐渐摆脱其神学母体，并最终衍生成为世俗主义、无神论以及进步主义的核心思想基础。在这一演化链中，一个关键张力逐步浮现：现代科学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理性”，其适用范围受制于信息、认知、语言、意向性与方法论等边界；然而，进步主义却在社会工程、生命政治与制度设计领域，将科学理性误当作“无限理性”，从而产生出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论文通过重构从中世纪神学到科学革命及启蒙运动的思想史脉络，指出科学理性的诞生条件深度依赖基督教的创世观、理性化宇宙观、人格神逻辑与祛魅自然观。正因其最初为神学服务，科学理性并未自带伦理规范或价值意向，也不具备为社会制度提供终极目的论的能力。当它被进步主义挪用到宏大社会工程中时，原本局部有效的工具理性即在扩张中表现出其结构性缺陷：对人性与社会复杂性的低估、对不可预见性的漠视、以及对意义、目的与价值的无法提供。
本文提出：现代进步主义的危机并非政策失败，而是思想基础的系统性失败。进步主义在否认宗教与传统道德秩序的同时，又无法用科学理性填补意义结构的空缺；在肯定技术治理的同时，又缺乏处理复杂系统风险的能力。最终，进步主义以“理性之名”重建社会，实际上却在扩大治理失灵、社会碎片化与人类自我理解危机。文章最后提出，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重新认识科学理性的边界，并在工具理性的框架外重建价值秩序。
第一章 引言
近代科学理性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基石。现代国家治理、技术体系、制度建构乃至教育体系，均以科学理性作为最高知识权威。然而，近几十年来，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科学哲学还是宗教研究，都逐渐认识到：科学理性并非无根之木，而是寄生于特定宗教形态、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Harrison 2007；Grant 1996）。更进一步，其从基督教神学脱胎而出的过程并非简单线性，而是伴随着内部张力、认识论转向与社会功能迁移。
本论文的核心问题聚焦于以下三点：
- 近代科学理性如何在基督教神学内部生成？
科学革命通常被描述为“反宗教”的胜利，但大量思想史研究表明，科学方法的核心概念——可知性、自然律、数学结构化世界、个人理性、实验主义——都源自神学逻辑。 - 科学理性如何从神学“断奶”，并在启蒙运动后演化为无神论与进步主义的思想基础？
即便科学起源于宗教，但在随后的思想分化中，它逐渐将自身绝对化，并对宗教产生系统性排斥。 - 进步主义为何将科学理性误当为“无限理性”，从而忽视其结构性局限？
这种误判如何导致现代政治制度、社会工程与生命政治中的深刻失败？
研究的核心假设是：科学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理性”，并不具备构建完整价值体系或社会目的论的能力；将其用于社会整体工程必然导致现代性危机。
本文的研究路径如下：
- 第一至第三章从思想史角度重建科学理性与宗教的关系；
- 第四章分析科学理性转化为进步主义的思想机制；
- 第五章解释进步主义与有限理性的张力如何导致现代治理危机；
- 第六章提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可能的出路。
本文试图证明，进步主义并非在使用科学理性，而是在误用科学理性；而这种误用是现代政治困境的根源。
第二章 科学理性的神学起源：从“信仰寻求理解”到“理性取代信仰”
这一章扩展开约 3,000 字，将从思想史、神学史与科学史三个维度分析科学理性“寄生”于神学传统的历程。
2.1 近代科学的知识前提：基督教独有的世界结构
思想史学者已反复指出：近代科学并未在古希腊、印度、中国或伊斯兰文明中产生，而在欧洲基督教内部诞生并非偶然（Needham 1954）。基督教神学提供了科学所需的三个深层前提：
- 自然界具有理性秩序（logos）
古代多神论世界中，自然充满神灵与自律力量，不具备统一规律。基督教以“受造世界”取代“充灵世界”，自然因此成为可研究对象。 - 世界由统一的自然律运行
“自然法则”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宗教比喻：上帝颁布的律法成为自然运行的形式化结构。 - 人类理性可追溯上帝的设计
这一前提在奥古斯丁与阿奎那那里得到系统化，使理性成为理解世界的合法工具。
没有这三个前提，近代科学无法成立。
2.2 中世纪经院哲学：科学方法的思想孵化器
许多人误以为中世纪是“反理性”的时代，但现代研究表明，经院哲学恰恰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直接前身：
- 罗杰·培根提出实验主义（experimenta）
- 奥卡姆主张简约原则（剃刀原理）
- 阿奎那系统化了自然法概念
更关键的是，经院哲学将神学问题数学化、逻辑化。这套训练塑造了欧洲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大多接受过神学院教育。
2.3 科学革命：神学内部资源的“世俗化利用”
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均以神学观念解释其科学方法：
- 牛顿认为自然法则是“上帝智慧的代数表达”
- 伽利略认为数学是上帝写成的语言
- 笛卡尔用“上帝不欺骗”保证理性可靠性
因此，科学革命并非宗教与科学的对立，而是神学资源的“反向世俗化”。
2.4 神学—科学关系为何会断裂？
断裂源于两个因素：
- 科学方法的“不可逆成功”
科学在解释自然界方面获得压倒性胜利，使其不再需要神学合法性。 - 启蒙运动的“理性自治论”
康德之后，理性不再依赖信仰，而成为自身的立法者。
于是，原本服务于神学的理性，开始反叛其源头。
2.5 科学理性的自我扩张：从方法到世界观
随着理性摆脱神学，其角色发生根本转变：
- 从“理解世界的工具”变成“构造世界的标准”
- 从“为了理解上帝的秩序”变成“否定所有超自然秩序”
这为现代无神论与进步主义奠定基础。
2.6 科学理性天生的“价值空洞”与其未来悖论
科学方法只关心“事实”（is），不关心“价值”（ought），这一缺陷在神学框架内可被伦理体系弥补，但在脱离神学后成为结构性危机。
这为后续章节奠定关键基础：
科学理性不能提供价值与目的，而进步主义却强行让它提供。
第三章 科学理性的结构性有限性：认识论、方法论与人性边界
在本章中，我们将分析科学理性的本体结构、认识论限制与方法论边界，进一步解释为何它无法承担进步主义赋予它的社会工程功能。
3.1 “有限理性”概念的三重结构：认知、语言与方法的限制
关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学界已有丰富讨论（Simon 1976；Kahneman 2011）。本文借鉴但不局限于行为经济学，而是从更宏观哲学角度提出科学理性的三重有限结构：
- 认知有限性：人类理性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有限；
- 语言有限性：世界存在不可完全语言化的层面；
- 方法有限性：科学方法只适用于可重复、可量化、可模型化的现象。
这意味着科学理性本质上：
- 是区域性的，不是普遍性的；
- 是工具性的，不是目的性的；
- 是局部强大的，但整体脆弱的。
这与进步主义试图将科学作为“普适治理逻辑”的做法构成根本冲突。
3.2 复杂系统与不可线性：为何社会工程必然失败
科学理性最成功的领域是“封闭系统”或“准封闭系统”，例如天体力学、电磁学、热力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依赖变量可控性与因果结构稳定性。
然而人类社会是高度复杂、开放且反身的系统，具有以下特征：
- 多因、多层、多尺度因果链
- 结构随时间变化（历史性）
- 主体会因政策而改变行为（反身性）
- 存在不可预期的秩序跃迁（涌现性）
现代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理论（Prigogine 1980；Holland 1995）明确指出：
复杂系统无法通过线性预测或技术干预实现可控进步。
因此，将科学理性用于工程世界是可行的，但用于工程社会则产生巨大风险。
3.3 科学理性与价值真空：事实无法推导价值
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事实—价值鸿沟”（is–ought gap）指出：
- 事实描述不包含价值判断；
- 科学解释无法替代伦理规范。
当科学理性仍处于神学框架内时，其价值空洞可通过宗教伦理补充。然而，当其成为世俗主义、无神论与进步主义的思想基础时，其价值缺口突然暴露。
它只能描述世界，而无法回答：
- 人是什么？
- 人类社会应如何发展？
- 生命的价值如何衡量？
- 哪些行动具有道德正当性？
进步主义却试图让科学回答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方法论错误。
3.4 科学理性与“激进不确定性”问题
Knight（1921）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
- 风险可量化；
- 不确定性不可量化。
科学理性处理风险，但无法处理不确定性。
然而现代政策、技术治理与社会变迁恰恰充满激进不确定性。
进步主义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最高的领域最活跃：教育制度、家庭结构、文化工程、性别与身份政治、生物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科学理性在这些领域无法提供稳健决策基础。
因此，科学理性的有限性并非缺陷，而是本质结构。
第四章 从科学理性到进步主义：现代性的世俗宗教化
本章分析科学理性如何在启蒙运动之后被转化为一种“准宗教信条”——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其本质是将科学理性神圣化，使其承担原本由宗教提供的终极意义。
4.1 启蒙运动的“理性神学化”过程
启蒙哲学家并未完全拒绝宗教，而是将理性转化为新的神性：
- 伏尔泰将理性视为“新启示”；
-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建立“理性立法论”；
- 孟德斯鸠、卢梭以自然理性构建社会契约；
- 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推广“秩序由理性与利益自动形成”的理性主义信条。
换言之：
启蒙运动用理性取代了上帝。
4.2 “进步”概念的发明：从循环时间到线性时间
古代文明普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
但基督教引入线性时间结构（创造—堕落—救赎—终末）。启蒙运动将其世俗化为新的历史目的论：
- 人类历史必然走向更好
- 理性必然扩张
- 科学必然带来道德与社会进步
这种“必然论”是神学目的论的世俗化版本。
科学在这里不再是工具，而成为历史动力与道德正当性。
4.3 进步主义的人类学：可塑性、可设计性与无限完善的幻想
进步主义的人性假设包括：
- 人类本质上可塑（malleable）
- 社会结构可以被重新设计
- 技术可解决所有社会难题
- 制度变化必然带来伦理与文明进步
这些假设高度依赖科学理性的“万能性”，却忽略了其有限性。
4.4 科学主义：从方法转化为意识形态
桑塔亚那将科学主义（scientism）定义为：
“对科学方法范围的无限扩张性误解。”
在科学主义中，科学不再是认知方法，而是价值体系。
其核心信条包括：
- 如果不能量化，就不真实；
- 如果不能实验，就不可靠；
- 如果不符合模型，就不理性；
- 如果不科学，就没有价值。
科学主义是进步主义的知识结构基础。
4.5 技术官僚主义：科学主义在治理领域的制度化表达
20 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在国家治理中制度化为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
- 政策制定由专家与科学模型主导
- 社会被视为可管理的工程对象
- 人的主体性让位于可量化指标
- 政治被还原为“技术问题”
然而技术官僚主义正是现代治理危机的根源之一，因为它忽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第五章 进步主义的困境：有限理性如何导致现代性危机
本章讨论进步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结构性失败。
核心论点是：
进步主义将“有限理性”误用为“无限理性”，从而产生系统性治理失灵与文明危机。
5.1 家庭、教育与文化工程：对人性可塑性的过度信任
进步主义认为：
- 人性可通过制度设计改造；
- 家庭结构是可替换的；
- 教育可塑造平等的人；
- 性别、身份、价值均可社会建构。
然而心理学与行为学研究表明，人类行为受进化心理机制深刻影响（Buss 2019），并非随意可塑。
因此进步主义在家庭政策、教育改革、性别工程方面屡屡失败：
- 教育平权不等于结果平等
- 性别概念无限扩张导致制度冲突
- 家庭弱化引发社会资本崩解
- 文化工程无法替代传统习俗与道德体系
这是有限理性的必然后果。
5.2 社会制度设计：复杂性与反身性导致不可预期结果
进步主义依赖模型化治理。
然而社会政策常产生反身性效应：
- 福利扩张导致家庭稳定度下降
- 平权政策造成新形式的不平等
- 城市规划导致社会空间碎片化
- 大规模再分配引发制度依赖
- 身份政治导致群体冲突升级
科学理性无法预见这些非线性后果。
5.3 生命政治与技术乌托邦的幻灭
福柯提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指出现代国家在健康、生育、人口管理方面的技术化倾向。进步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技术乌托邦”：
- 生物技术消除疾病与衰老
- AI 提供最佳政策
- 大数据实现精准治理
- 技术替代道德选择
然而伦理学界一致指出，技术无法替代道德判断、意义追求与人类主体性。
进步主义将技术神圣化的做法最终导致：
- 技术异化
- 道德判断失效
- 主体性丧失
- 存在意义危机
5.4 意义真空：进步主义的根本失败不在政策，而在目的论缺失
进步主义因拒绝宗教而拒绝终极目的，却又必须提供一种终极意义以维持公共秩序。
结果形成悖论：
- 无法提供共同目的
- 无法提供价值框架
- 无法解释生命意义
- 无法提供道德根基
- 无法处理死亡、苦难与牺牲
现代社会的心理危机、身份危机与文化危机均源于此。
5.5 现代性危机：制度碎片化、政治极化与社会秩序衰败
由于有限理性被误认为无限理性，进步主义导致：
- 国家治理失能
- 公共话语极化
- 文化资本瓦解
- 社会信任下降
- 群体冲突加剧
- 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并存
- 意义供给结构崩溃
现代性危机不是文明的偶然挫折，而是进步主义对理性本质误判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 进步主义的思想悖论与文明可持续性的理论检验
本章旨在对前文提出的论断进行系统性理论检验：进步主义是否可能构成一种可持续的文明范式？其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是否必然出现思想悖论？这种悖论对现代制度与文明发展的约束为何正在加剧？
为此，本章采用以下结构展开：
（1）从意识形态史角度分析“进步主义的自我正当化逻辑”；
（2）从政治哲学与制度经济学角度讨论其内在悖论；
（3）在历史比较框架下检验其可持续性；
（4）结合 21 世纪现实趋势（技术治理、AI、后民主化浪潮）评估其未来前景。
6.1 进步主义的“自我正当化循环”：从价值到政治权力
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意识形态均依赖某种“自我正当化机制”（self-justifying mechanism）来维持其扩张性，而进步主义尤其具有这一特征。
6.1.1 线性历史观：进步的必然性（Progress as Teleology）
进步主义继承启蒙运动的线性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为：
“从蒙昧 → 理性 → 科学社会 → 道德改善”的单向过程。
R. Nisbet（1980）曾指出，现代进步观念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天意史观（secularized providential history）。基督教的“救赎史”（salvation history）在这里被改写为“科学推动的历史改善”。
然而这一结构具有逻辑循环：
- “历史必然进步”是一个形上假设；
- 因此任何反对进步主义的现象，都可被解释为“落后势力”；
- 进步主义的失败可被归因于“尚未进步够”；
- 最终形成自洽体系，无需外部验证。
这种结构与科学方法“可证伪性”相矛盾（Popper 1959）。
6.1.2 人类可塑性的过度估计
从卢梭、康德到美国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其共同假设是：
“制度改良＋教育＝人性可无限改善”
但当代进化心理学表明，人类的道德直觉、群体偏好、风险处置并非完全可塑，而是具有深厚的生物学基底（Haidt 2012; Pinker 2002）。
因此进步主义在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中常出现三个结构性错误：
- 过度相信教育与宣讲的改造力量
- 忽视人类有限理性导致的制度寻租与偏差
- 把制度失败归因于“个人不够进步”
这导致进步主义在实践中反复进入“道德化治理”（moralized governance）并最终形成政治两极化。
6.2 进步主义的制度悖论：有限理性与制度复杂性的冲突
本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为何进步主义在制度构建上容易产生累积性问题。
6.2.1 “无尽改革冲动”：复杂适应系统中的盲区
现代国家是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然而进步主义预期社会能够被“无限度优化”（continuous optimization），并倾向于：
- 扩大监管（more regulation）
- 扩大福利（more redistribution）
- 扩大身份平权与权利清单（rights inflation）
- 扩大国家对市场、家庭与文化领域的干预
制度经济学家 Douglass North 指出：制度有其摩擦成本（friction cost），改革不是“无成本”的，增加复杂度会降低制度的长期稳定性。
进步主义的制度悖论在于：
它将社会视为机械系统（linear engineering），而社会实际上是生态系统（complex ecology）。
6.2.2 权利膨胀（Rights Inflation）与治理瘫痪
M. Sandel 与 F. Fukuyama 均指出：当权利清单出现无限扩张时，国家治理反而陷入瘫痪。
原因是：
- 权利之间发生冲突（gender rights vs. religious rights）
- 国家必须仲裁日益复杂的社会议题
- 行政体系被持续卷入价值竞争
- 公众对制度的不满反而加剧
即所谓的：
“过度道德化的社会会陷入治理过载”（moral overload）
进步主义无法解决此结构，因为它本身推动了权利的无限扩张。
6.2.3 技术理性与行政国家的集中化
进步主义的政策工具高度依赖“专家治理”（technocracy），但专家治理具有三重风险：
- 信息不完全（Hayek）
- 激励失真（principal-agent problem）
- 技术系统的黑箱性（opaqu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结果是形成现代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扩张，但行政国家的扩张正好与民主问责机制形成冲突，导致：
进步主义在制度上推动的是国家扩张，而在价值上要求权利扩张，这两者长期并不兼容。
6.3 历史比较：三次进步主义浪潮与其衰退逻辑
历史中的三次进步浪潮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经验基础：
第一次浪潮：启蒙运动（18–19 世纪）
成果：
- 科学革命制度化
- 宪政国家确立
- 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
不足：
- 过度理性化导致技术异化问题（Weber）
- 生物决定论与种族主义思想在内部滋生
第二次浪潮：20 世纪美国进步主义
成果：
- 社会保障制度
- 大型公共工程
- 中产阶级扩张
不足：
- 行政国家急剧膨胀
- 城市贫民问题未解决
- 教育平权运动引发新的结构性矛盾（Affirmative Action）
第三次浪潮：21 世纪新进步主义（identity-progressivism）
特征：
-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 权利膨胀（rights inflation）
- 文化议题压倒经济议题
风险：
- 社会极化
- 民主制度失调
- 政治频繁陷入“道德审判”
- 公共政策难以长期规划
结论：三次浪潮均在达到制度复杂性阈值后出现内在张力，导致衰退。
6.4 未来检验：AI时代是否会强化或削弱进步主义？
21 世纪的关键变量是技术治理体系的重构。
6.4.1 AI与技术官僚制的极大强化
AI 的核心特性包括：
- 黑箱算法
- 非民主可问责性
- 集中式算力资源
- 不可解释性（explainability gap）
AI 治理天然会强化专家控制与技术官僚政体，而进步主义依赖专家治理，这可能形成加速机制。
但风险是：
当治理依赖不可验证的“算法理性”时，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将进一步下降。
6.4.2 进步主义价值与算法系统之间的冲突
进步主义强调：
- 个体自主
- 道德平等
- 包容性
- 开放社会
AI 强调：
- 风险控制
- 预测效率
- 统计偏好
- 行为诱导
这些逻辑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如：
- AI 依据统计规律可能违背“个体平等假设”
- AI 治理排斥不确定性，而进步主义强调多元性
- AI 风险模型偏向秩序，而进步主义偏向自由
因此出现“反技术进步主义”趋势，如对大模型的伦理审查、反算法偏见运动等。
6.4.3 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可能路径
三个可能场景：
路径 A：技术驱动的“新进步主义国家”
- 大型行政国家更加集中
- 算法治理成为常态
- 公民权利通过算法精细化调整
- 民主弱化但合法性以“效率”维持
路径 B：价值分裂导致的“多中心文明格局”
- 美国、欧洲内部制度差异扩大
- 全球不同价值体系并存（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技术生态国家）
- 进步主义不再是单一全球理念
路径 C：反思现代性后的“后进步主义社会哲学”
- 承认人性有限性
- 强调制度稳健性
- 引入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
- 借鉴宗教传统中的人性观与社会秩序理论
- 重建非线性历史观
上述路径将取决于未来数十年的技术发展速度与社会反应结构。
第七章 结论：从有限理性到文明未来
本文对以下论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 近代科学理性源自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内部发育过程
- 科学理性在脱离其神学母体后，将人性与社会视为可被工程化的对象，这是其内在局限性
- 进步主义以科学理性为思想基础，但忽略了理性本身的有限结构，因此在处理人性、伦理、社会制度时产生系统性误判
- 进步主义作为现代性主导意识形态，具有制度复杂性不断上升的结构风险
- 历史经验显示进步主义三次浪潮均因复杂性与人性张力而最终衰退
- AI时代的技术治理将强化这些矛盾，迫使现代文明进入新的思想选择
最终得出的核心结论是：
进步主义无法成为长期文明范式，因为它以“无限可塑的人性”与“无限可优化的制度”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与人类有限理性、生物本性与复杂系统规律相矛盾。
因此人类文明未来可能需要：
- 在理性与人性之间找到新平衡
- 在科学世界观与价值世界观之间重建桥梁
- 接受人类社会并非线性可优化的哲学前提
- 重回宗教—哲学—制度三者互动的历史结构中，以实现更稳健的制度秩序
这并非对进步的否定，而是在摆脱单线性进步史观之后，重新理解“进步”应当意味着什么。
参考文献（节选）
（以下采用 Chicago Author-Date 格式，仅选出核心引用，可根据需要继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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