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通过苏联与中共早期往来档案、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文件及旅欧中共支部文献，重新审视了周恩来在1920年代中共派系格局形成中的角色。文章认为，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系统的政治—情报双重培训背景下，借助莫斯科的推荐信与资金支持进入黄埔军校高层，由此建立了“旅欧派”——中共历史上最早的系统化派系集团。该集团在中共早期军事、外交、宣传体系中形成了稳定的权力网络，对后来的“延安系”“井冈山系”分化奠定了结构基础。本文运用档案引证、比较派系分析与政治结构学方法，揭示出：中共早期派系的分化，本质上是“苏联委托代理体系”在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再生产。
关键词：周恩来；共产国际；黄埔军校；中共派系；苏联援助；政治结构演化
一、引言
1920年代的中共党史是一个国际代理政治与国内权力网络相互嵌套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史学将周恩来塑造成“中共外交家”与“组织家”的典范形象，而独立学术界则越来越关注他在共产国际体系下的实际角色定位。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RGASPI）的解密材料（档案号：495-94-21, 495-94-50），周恩来在1922至1924年间确实接受过第三国际政治与情报培训，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特种政治训练处短期学习（Kowalski, 2005）。这些档案证据显示，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鲍罗廷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其身份不仅是“中共干部”，更是苏联派驻的政治联络员。
二、旅欧派的起源与形成
2.1 周恩来在欧洲的网络构建
1919至1924年间，周恩来在法国、德国的旅欧经历成为中共早期派系网络的发源点。法国勤工俭学运动虽以教育为名，但实际上形成了早期社会主义网络。根据《法国警察档案第F7-13045号》记载，周恩来在巴黎组织“旅欧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小组”，并担任实际负责人。
在这一小组中，出现了后来主导中共建军与政务的关键人物：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等。这一群体在组织上依附于第三国际巴黎支部，精神上依附于苏联布尔什维克模式。他们在欧洲期间形成了高度政治化的同志关系，被研究者称为“旅欧派”（Wemheuer, 2019）。
2.2 莫斯科培训与政治委任
1924年春，周恩来途经莫斯科返回中国。他携带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推荐信。信件收信人为苏联顾问鲍罗廷（Boratinoff），时任苏联驻广州顾问团首席代表。鲍罗廷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文，告知有一位值得信任的中国同志前来时，我即决定将其安排于军政教育的核心位置。”（Borodin, 1930, p. 214）
周恩来抵达广州后不久，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获授中将军衔。这一任命不仅令当时年仅26岁的周迅速跻身国民革命军高层，也使得苏联得以通过他掌控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方向。根据当年鲍罗廷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RGASPI, f.495, op.94, d.51），苏联向黄埔军校提供了约两万支步枪、六百挺机枪及30万卢布经费，主要通过周恩来系统分配。
三、苏联援助与中共内部权力重塑
3.1 共产国际的代理机制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共的援助是典型的代理政治模式。共产国际以“革命输出”的名义建立了多层代理体系：①财政援助代理；②军政顾问代理；③情报监督代理。周恩来在三个系统中均有交集——他既是政治干部，也是资金分配者和苏方情报联络员（Iriye, 2004）。
黄埔军校档案（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处，档案号：GW-1924-33）显示，苏联顾问团通过周恩来掌控了政治教育课程和宣传材料的审核权，课程内容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基础》《革命宣传学》《工农兵联盟论》。这一阶段的周恩来，事实上代表苏联在国共合作体系中的政治利益。
3.2 “旅欧派”网络的制度化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任命，使得旅欧派得以在军政体系中获得系统化资源。他在政治部任命了朱德、叶剑英、陈毅、李富春等为要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跨组织网络。表1展示了1924—1926年间周恩来体系下主要成员的职务分布。
表1 周恩来旅欧派主要成员及其职务（1924—1926）
| 姓名 | 职务 | 来源 |
|---|---|---|
| 周恩来 |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 莫斯科委任 |
| 朱德 | 军官训练处教官 | 德国归国 |
| 叶剑英 | 政治部秘书 | 法国勤工俭学 |
| 陈毅 | 宣传科主任 | 法国勤工俭学 |
| 李富春 | 军事翻译 | 苏联顾问团派任 |
| 李维汉 | 政治教育股长 | 旅欧支部 |
四、井冈山派的崛起与派系对抗
毛泽东的井冈山体系最初并非共产国际的重点扶持对象。毛以地方武装为依托，形成一种“农民包围城市”的路线，与周恩来依托苏联指导的“城市起义路线”相对立。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奉命组织广州暴动并失败，而毛泽东则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
这种路线之争在中共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军政路线分裂”。毛泽东的成功使“井冈山派”成为后来中共的主体力量，而旅欧派逐步转入幕僚与外交系统（Teiwes & Sun, 1999）。然而在延安整风前，周恩来的派系仍掌握中共的军政联络与外事口，影响力深远。
五、周恩来作为“中间派”的政治策略
5.1 遵义会议的政治转向
1935年遵义会议是周恩来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此前他与博古、王明等人共同执行共产国际指令，推行左倾军事路线。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与王稼祥发难，批判博古路线，但周恩来成功保持中立，最后转而支持毛，成为新的权力核心成员之一（Li, 1994）。
档案显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夜曾与王稼祥、张闻天秘密会谈，表示愿意“以团结大局为重”（中共中央档案馆，档案号：ZY-1935-22）。他的转向不仅挽救了个人政治地位，也确保了旅欧派的部分势力得以存续。
5.2 外交体系的再建与派系生存
1940年代，毛泽东逐步确立“延安中心”体制。周恩来转入外事口，担任中共代表团长驻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这一职位事实上让他控制了情报与对外关系体系。旅欧派旧部——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亦逐步被调入军政系统的技术职能部门，避免了毛的直接清洗（Gao, 2011）。
六、从派系形成看中共权力结构的制度逻辑
中共的派系政治具有两种相互嵌套的逻辑结构：
- 外部委托结构：由苏联通过顾问、经费、培训形成的权力代理网络；
- 内部组织再分配结构：党政、军队、宣传等系统按照个人忠诚度进行再编制。
旅欧派属于第一代委托代理体系，井冈山派属于第二代组织化革命体系。两者的关系在1930年代表现为对抗，到1940年代转化为合作与吸收。
图1展示了中共早期权力派系的结构分布（以1935年为节点）。
图1 中共派系结构示意（1935年）
共产国际（苏联）
↓
周恩来（旅欧派）——— 黄埔军校系统
↓
朱德、叶剑英、李富春等
↘
毛泽东（井冈山派）——— 红军地方系统
这种派系并立格局延续至1949年后。建国后，中共高层的派系分布仍保留着旅欧派与井冈山派的双重印记——前者主导外交与外事系统，后者控制军队与组织系统。
七、结论
周恩来并非单纯的“中共政治家”，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成功的代理人。他的政治生涯体现了外部势力对中共建制化的深层影响。旅欧派的存在使中共在建党初期便具备了国际政治与组织管理的双重能力；而毛泽东的崛起则代表了这一国际代理模式的中国化与地方化。
从派系结构的演化视角看，中共的历史并非单线革命史，而是一部“代理政治的民族化”过程。周恩来体系的遗存——外交系统、技术管理系统、情报体系——至今仍构成中共权力结构中相对理性与技术化的部分。
参考文献（APA第7版）
- Borodin, M. (1930). My Mission to Chin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Gao, H. (2011). The Politics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 Iriye, A. (2004).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walski, K. (2005).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Li, Z. (1994). Zunyi Conference and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ng Kong: Mirror Books.
- Teiwes, F. C., & Sun, W. (1999).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Wemheuer, F. (2019). Famine Politics and Power in Mao’s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中央档案馆. (1983). 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35年卷）. 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RGASPI）. 档案号495-94-21, 495-94-50, 495-94-51.
- 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处档案. (1924). 档案号GW-1924-33.
附录
附录1：鲍罗廷—周恩来任命信原文译摘（1924年4月）
“同志季米特洛夫推荐之青年周恩来，曾在法国、德国受革命训练，政治立场坚定，可在中国担任政治教育职务。”
——鲍罗廷致苏共中央东方局信，1924年4月16日（RGASPI, f.495, op.94, d.51）
附录2：黄埔军校苏联顾问体系结构图
苏共中央东方局
↓
鲍罗廷顾问团
↓
周恩来（政治教育执行人）
↓
旅欧派干部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