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共历史上三次典型“军权失衡”事件的系统分析——即毛泽东在1960年代失去党政权力后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掌军权、邓小平在1980年代退居二线后通过1989年政治危机重获实权，以及习近平在2020年代面对军中信任危机与高层人事震荡的处境——探讨了中共体制内党权与军权之间的结构性张力。研究发现，军权与党权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既存在依存关系，又存在制度性冲突。每一次军权失衡的重组，都是政权合法性危机的反映与转折点。本文通过比较历史法、体制分析法与政治社会学视角，揭示了中共权力体系在极端集中与制度性失效之间的周期性摆动，指出这一机制对未来中共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军权失衡；中共体制；政治合法性；军政关系；权力再分配
一、引言：军权作为中共政治体系的核心支点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军队通常被视为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工具。然而，在中共体制内，军队不仅是国家安全机关，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视为“政权存在的首要前提”，但在实践中，这一关系经历了三次重大失衡与重组，显示出“党控军—军控党”的复杂循环。
本文以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认为中共的权力体系具有典型的“政治军权循环”特征：当党权弱化时，军权往往成为权力重构的工具；而当军权高度集中于个人时，党政体系则趋向弱化，造成政治再平衡的制度危机。
二、第一次军权失衡：毛泽东的“军管式复权”
（一）党政体系失控与军权回归
1958年“大跃进”失败与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使毛泽东的政治威信遭受严重打击，刘少奇、周恩来主导的国家机构恢复经济秩序，形成了“党政治国、毛退居二线”的格局。此时毛泽东虽在名义上仍为国家主席，但事实上失去了对党政系统的控制。
毛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尤其是1965年后直接动员军队——实现了军权向个人的集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以“红卫兵—军队双重动员”的方式瓦解了中央党政系统，通过设立“军管会”和“革委会”完成对国家机器的重组。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军制政”的政治过程。
（二）“军政合一”的制度后果
毛泽东的军事化政治导致党内治理结构瓦解。各级军区、部队进驻地方，取代了原有行政系统。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重新掌控了国家权力，但军队的政治化使军权成为派系斗争的直接工具，也为日后“林彪事件”与军内不稳定埋下伏笔。
三、第二次军权失衡：邓小平的“军力回收”
（一）“军权在手”的政治回归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以“老一代革命家”的身份重返政坛，但在1977—1987年间，其党政权力受到胡耀邦与赵紫阳等改革派的制衡。邓小平虽不担任国家主席或总书记，但始终掌握着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成为第二次军权失衡的转折点。邓通过直接下令动用武力平息学潮，事实上以军权压倒了党政系统的集体领导机制。
（二）军权政治化的再制度化
1989年后，邓小平建立了一个高度稳定的“军权保守联盟”：军委成为最高政治权威，党政系统被重新定义为“行政执行者”。这标志着中共政治体制在军事化压力下重新确立了权力垂直结构，也奠定了后续“军队国家化—党控军制度化”之间的长期张力。
四、第三次军权失衡：习近平时代的军权再分化
（一）军权集中与“绝对忠诚”体系的形成
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强军梦”“听党指挥”“军委主席负责制”成为核心政治口号。通过2015年军改，他将原七大军区改组为五大战区，打破了既有的军区派系格局。与此同时，大规模“军中反腐”行动清除了上百名将领，包括中央军委装备部、火箭军及东部战区的多名高级军官。
官方媒体报道显示，部分被查处者出身于原第31集团军系统——这一集团军历来被视为习近平早期政治生涯的重要军事支持力量。该系统的系统性清洗，表明军权体系的内部信任机制出现显著裂解。
（二）军权裂解的政治意义
这次“内部净化”暴露出三个深层趋势：
- 忠诚的制度化失败：军队的政治忠诚标准高度个人化，缺乏可验证的制度机制。
- 军事行动信任危机：高层指令执行延迟、战略协调受阻。
- 党政对军队的依赖度上升：随着国内社会不稳因素上升，政权合法性日益依赖军队的维稳功能。
在这种结构中，习近平虽形式上全面掌握军委主席职务，但军权的有效控制正经历制度性松动。这构成了继毛、邓之后中共历史上的第三次“军权失衡”周期。
五、比较分析：三次军权失衡的结构性特征
| 阶段 | 权力主导类型 | 失衡表现 | 重组方式 | 结果 |
|---|---|---|---|---|
| 毛泽东时期 | 军事政治化 | 党政系统崩溃 | 军管+革委会 | 个体专制化 |
| 邓小平时期 | 军权凌驾党权 | 改革派被压制 | 军权干政 | 党内“二元权力结构” |
| 习近平时期 | 军权信任断裂 | 忠诚体系失效 | 军改+整肃 | 权力再集中与制度性失衡并存 |
可以看出，三次“军权失衡”均体现了中共体制的两个基本规律：
- 军权与党权的结构性矛盾无法通过制度化方式长期平衡；
- 每一次军权重组，都是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自我修复过程。
六、制度性分析：为什么“军权周期”难以打破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中共体制的军权逻辑根植于革命党传统。党通过军事斗争取得政权，因此军队被纳入党的延伸机构，而非国家机构。正如诺斯（Douglass North, 1990）指出的那样，“制度的持久性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当党内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时，军队的功能从国家安全转向权力保卫。
哈耶克（Hayek, 1944）早已指出，集权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存在“知识与激励失灵”，这种失灵同样体现在中共军队的政治化逻辑中。军权的高度个体化，必然导致制度信任崩塌。
七、结论：从历史回响看未来体制走向
中共的三次军权失衡表明，政治集权与军权集中之间存在天然张力。毛泽东以军制政，导致国家体系军事化；邓小平以军压政，形成权力二元化；习近平则以军权净化重塑忠诚，却反而触发信任危机。
历史回响显示，军队一旦被过度政治化，就难以成为稳定的国家安全力量，而党权也因依赖军权而陷入制度循环。若这一循环无法通过制度化改革被打破，中共政权未来仍可能在“集权—失衡—重组”的周期中摆荡。
参考文献
-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 Chun.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徐勇：《中国共产党与军队关系的制度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 张宇燕：《军权与党权的互动逻辑：中共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化》，《当代中国研究》2020年第2期。
- 王绍光：《权力的逻辑：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The Economist. (2024). “China’s Military Purge and the Crisis of Control.” The Economist, Sept.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