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从“金融战”到金融恐惧
19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进入决战阶段，国统区的经济体系濒临崩溃。史料记载：中共曾在苏联的支持下，大量伪造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并偷运至国统区市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动摇了民国的财政与社会基础。虽然这不是导致国民政府垮台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压垮国统区经济的重要推手。
这一历史经验使中共在1949年篡政后，对“金融稳定”异常敏感。中共高层，尤其是陈云，深知“如果老百姓手里有钱，就可能通过市场推高物价，导致社会危机”，于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控制术：通过国家垄断商品，不断掏空老百姓的余钱，防止财富在民间积累。
二、陈云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消费陷阱”
在1950-70年代，居民工资水平普遍偏低，但依旧可能有少量结余。为了避免“货币过剩”转化为通胀，政府通过“消费符号化”的方式，把百姓的余钱收割掉。
- 三转一响、三大件、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成为“人生必需品”。
- 价格机制：以上海手表为例，成本仅13元，零售价却高达120元。在宣传鼓动下，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块”，实质是一次全民财富转移。
- 循环收割：每隔五年十年，就有一波新的“必需品概念”出现，从而让老百姓的存款不断被稀释。
结果就是：老百姓虽然拼命工作，但始终无法积累财富，社会处于“有GDP增长，无财富沉淀”的怪圈。
三、改革开放后的新套路：家电与消费升级
1978年之后，市场逐步开放，居民收入增加，民间又出现了一点积累。中共便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财富收割：
- 1980-90年代：冰箱、彩电、洗衣机、音响，成为“新三大件”。
- 1990-2000年代：空调、电脑、手机，再次收割一波。
不过，这些耐用消费品随着市场化加深，供给越来越充足，价格不断下降，已经不具备“长期锁死财富”的功能。中共不得不寻找新的、更大体量的收割手段。
四、房地产：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套牢
2000年后，中共的“终极工具”出现：房地产。
- 垄断供应：土地国有，政府垄断供应权。
- 金融杠杆：通过银行信贷，把购房和未来几十年的收入绑定。
- 财富吸力：房产与家电不同，短期内具备升值效应，吸引大量中产倾家荡产投入。
所谓“六个钱包”理论（夫妻双方及双方父母的积蓄全部注入），让整个社会财富流向房地产。短期内确实有人赚到钱，但长期看，绝大多数家庭被彻底套牢。
五、中共的“大胜局”：三十年无忧
在经历了一波高速上涨后，中共在2020年代主动刺破泡沫，打压房价与市场流动性。结果：
- 四亿人中产家庭的积蓄与未来收入，被压在“高价房贷”里，流动性彻底丧失。
- 货币虽然继续发行，但不会形成大规模通胀，因为资金被锁死在不流通的房地产资产中。
- 中共既掌握货币发行权，又掌握资产定价权，实现了“财政、金融、资产”三重控制。
这套金融收割术的本质，就是把未来三十年的社会财富预支并锁死，让中共“坐享稳定”。
六、比较与评价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房地产收割的特殊性在于：
- 西方：房地产虽贵，但产权清晰，资产可流通，政府通过税收体系分享红利。
- 中国：产权模糊（70年使用权），土地财政导致房价绑架民生，最终变成中共掏空中产的最大工具。
从“手表、自行车”到“房子”，本质都是中共财政金融逻辑的延续：不允许民间财富积累，只允许财富不断流向党国控制的渠道。
七、结论
房地产并不是单纯的市场泡沫，而是中共延续数十年的“财富收割战略”的升级版。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大件”，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家电潮，再到今天的房地产，中共始终用一套逻辑：老百姓手里不能有太多自由财富，否则就是对政权的威胁。
今天，多数中国百姓被套牢，三十年不得翻身。这正是中共“金融治国”的终极手段，也是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困局的关键。
附录：受房地产泡沫影响的人口规模估算
结论先行（要点）
根据可比的、保守—中性—宽松三档情景估算：
- 狭义（保守）情景：直接承受抵押贷款压力的家庭人口约 4.9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35%。
- 中性情景：其财产主要绑在房产、资产高度暴露于房市风险的人口约 7.6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4%。
- 广义（最大）情景：所有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即房地产为家庭核心资产或普遍持有）覆盖的人口可达 12.7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90%。
上述三档分别反映了从“有直接贷款负担”到“财富高度依赖房产”的不同风险定义，读者应根据关注点选择适用的情景。
估算方法与逐步计算（逐位说明）
为便于检验和复现，我把估算的关键步骤与数值给出：
基本输入假设（为便于解释，均采用易于理解的圆整数）：
- 全国总人口假设：1,410,000,000（约 14.1 亿）
- 假定平均家庭人口数（平均户规模）：2.7 人/户（用于把“户”换算为“人”）
第一步：估算总户数
总户数 = 总人口 ÷ 平均户规模
= 1,410,000,000 ÷ 2.7
= 522,222,222（约 5.22 亿户）
（计算细节：1,410,000,000 / 2.7 = 522,222,222.222…，取整为 522,222,222 户）
第二步：估算各类家庭数量（基于假设比例）
- 假设住房自有率（房屋所有制）约 90%（即大多数家庭名下至少有一套住房）
→ 自有住房家庭 = 522,222,222 × 0.90 = 470,000,000 户 - 假设目前有贷款/按揭的家庭比例约 35%（即在偿还房贷）
→ 有按揭家庭 = 522,222,222 × 0.35 = 182,777,778 户 - 假设“房地产占家庭财富主体（多数家庭财富或储蓄被房产占据）”的比例在自有家庭中约 60%
→ 财富高度依赖房产的自有家庭 = 470,000,000 × 0.60 = 282,000,000 户
第三步：把“户”换算为“人”（以便对总人口的覆盖度进行表述）
- 有房贷家庭对应人口 = 182,777,778 × 2.7 = 493,500,000 人（约 4.935 亿）
- 财富高度依赖房产家庭对应人口 = 282,000,000 × 2.7 = 761,400,000 人（约 7.614 亿）
- 所有自有住房家庭对应人口 = 470,000,000 × 2.7 = 1,269,000,000 人（约 12.69 亿）
换算为占比（相对于 1.41 亿总人口）：
- 有按揭人口 ≈ 4.935 亿 / 14.1 亿 ≈ 35%
- 财富高度依赖房产人口 ≈ 7.614 亿 / 14.1 亿 ≈ 54%
- 所有业主人口 ≈ 12.69 亿 / 14.1 亿 ≈ 90%
三档情景含义（如何解读这些数字）
- 保守情景（约 4.9 亿人）
- 定义：当前有按揭/贷款、现金流直接受房贷压榨的人口。
- 含义：这部分人在房价下跌或流动性收缩时会首先面临支付困难、失去积蓄或被迫出售资产，是“直接受害者”。
- 中性情景（约 7.6 亿人）
- 定义：家庭财富以房产为主要组成（即房产占家庭净资产的大头，无论是否尚有贷款）。
- 含义：房价长期下行或市场冻结会导致这部分人口名义财富缩水、再分配机会被剥夺，生活预期与消费能力长期受损。
- 广义情景（约 12.7 亿人）
- 定义：凡有自有住房或家庭成员直接受房地产价格拉动的人口（最大覆盖口径）。
- 含义：表现为房产渗透性非常高，几乎整个社会财富结构都与地产挂钩——房市崩盘将影响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财富观念与经济行为。
关键假设与不确定性（须谨慎标注）
所有估算都基于若干可替换假设，实际数字存在显著不确定性，主要来源有：
- 平均户规模选择（我用 2.7）：不同统计口径（2.5—3.0）会明显影响户数进而影响最终人数估算。
- 房屋自有率与按揭比例：不同统计口径与时间点（疫情前后、三线/四线城市差异）会使估算上下浮动。
- “财富高度依赖房产”定义：若把“依赖”门槛设为更高（例如房产占净资产 > 70%），覆盖人口会下降；若门槛更低，则人数上升。
- 隐性持有与代持：部分家庭通过亲属、企业或离岸架构持有房产，统计口径难以完全覆盖。
基于这些不确定性，我把结论给出为区间估计（而非精确点）并提出情景供政策讨论与传播引用。
政策含义与研究意义
把上述估算放回到“房地产游戏”的长期分析框架，可以看到若中共采用的房市策略（把民间财富大量吸纳进房市并以行政手段控制）延续或被触发下行，影响范围极广：
- 社会稳定风险：即便仅是“按揭家庭”这个保守情景（约 4.9 亿人），一旦大规模失业或房贷违约，社会保障与司法应对压力将巨大。
- 财富与消费陷阱：中性情景（7.6 亿人）显示多数家庭的消费能力和养老准备都和房价绑定，一旦房地产长期低迷，内需复苏动力被长期抑制。
- 政治后果：若绝大多数国民的财富预期被长期打压（广义情景），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信任将受到长期侵蚀。
- 财政与金融传染：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金融系统大量暴露于房贷与开发贷，任何系统性价格倒挂都可能引发信用收缩与债务连锁反应。
研究与政策层面的后续问题：正常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
- 数据透明化：政府或研究机构应公布更细致的按揭家庭、房产净值结构、不同城市按揭占比等基础数据，便于精确测算风险敞口。
- 差异化纾困与去杠杆：短期内优先保护中低收入按揭家庭（以免社会失序），长期推进土地、税制、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以降低对房市的系统性依赖。
- 多元投资与社会保障：通过建立更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健康）、发展普惠金融与金融教育，让家庭的财富配置从单一房产逐步多元化。
小结（一句话）
用数字来说明：即便采用较保守口径，也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受到房地产泡沫的约束与风险——这不是少数投资者的赌博，而是关乎绝大多数家庭的长期生活与国家治理稳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