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共）的统治合法性依赖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动员模式：
- 政治动员（1949–1976）：依靠运动式治理与意识形态整合。
- 经济动员（1978–2010）：依赖经济增长与全球化红利。
- 体制内资源动员（2012至今）：习近平试图重启政治动员，但仅局限于党内和官僚体系的再分配。
然而，随着民众政治冷漠化、经济动能衰竭以及体制性内耗加剧，中共的社会动员力呈现全面衰退。这种衰退不仅削弱了政权合法性，也加速了潜在的体制性崩溃。
一、动员模式的历史演变
| 时期 | 动员模式 | 机制 | 局限性 | 社会效应 |
|---|---|---|---|---|
| 1949–1976 | 政治动员 | 依靠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灌输、群众斗群众 | 过度透支民众热情 | 高度集中但极度脆弱（文革后期迅速崩解） |
| 1978–2010 | 经济动员 | 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红利、加入WTO获取增长 | 依赖全球市场与人口红利 | 实现经济奇迹，提升政权合法性 |
| 2012–2025 | 体制内资源动员 | 权力集中，资源分配服从“一尊” | 缺乏群众基础，经济被拖累 | 官僚体系分裂，社会信任下滑 |
二、比较视角：其他威权政权的动员困境
| 国家/政权 | 动员模式 | 衰退原因 | 结果 |
|---|---|---|---|
| 苏联（1980s） | 意识形态+军事 | 经济停滞、社会冷漠、党内分裂 | 1991年解体 |
|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 国家安全叙事 | 国际制裁、经济困境 | 1994年和平过渡 |
| 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 | 民粹经济+政治宣传 | 石油依赖、经济崩溃 | 政权存续但治理失败 |
| 中国（习近平时期） | 体制内分配+威权政治 | 经济失速、政治动员失效、内外压力叠加 | 面临“苏联化”风险 |
三、关键数据指标
- 经济增速下滑
- 2000–2010：年均GDP增速 10%。
- 2012–2023：降至 5–6%，2024年跌破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 青年失业率
- 2023年：超过 21%（中国官方后停止公布数据）。
- 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实际失业率接近 30%。
- 社会信任度
-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22：中国对政府“高度信任”比例为 35%，较2010年下降 20个百分点。
- 资本外逃
- 2023年中国资本净流出约 250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数据）。
四、习近平时代的“动员悖论”
- 试图恢复毛式政治动员：
通过“反腐肃贪”“二十大确立一尊”等方式重建高压控制。 - 却缺乏群众响应机制：
与文革时期不同，当下民众已不具备政治激情，社会动员只能停留在体制内部。 - 导致经济与治理双重恶化：
资源分配高度向政治服从者倾斜，市场信心受挫，治理能力反而下降。
五、未来风险路径
- “苏联化”解体：
内部官僚体系空转，党内“反习力量”与红二代元老合流，最终触发制度性崩解。 - “委内瑞拉化”停滞：
政权维持形式上的稳定，但经济长期衰退，社会陷入低水平平衡。 - “朝鲜化”收缩：
在高压控制下维持存续，但以社会孤立、经济封闭为代价。
目前迹象显示，中国更接近 苏联晚期模式：政治高压与经济下滑同步，精英分裂加速政权合法性流失。
六、结论
中共的社会动员力已经进入系统性枯竭阶段。习近平的高压路线不仅未能恢复政治控制力，反而加速了经济与治理能力的坍塌。与苏联在1980年代的状况相比，中国正处于类似的临界点：内部缺乏改革动力，外部压力持续上升。
如果无法在未来五年内建立新的社会动员模式，中共政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解体或制度性瓦解的风险。如果无法在未来五年内建立新的社会动员模式，中共政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解体或制度性瓦解的风险。中共对精英阶层深深理解这一点，习近平的13年治理经历已经验证了其不具备建立新的社会动员模式的能力，如在当今政治经济形势下，依然在使用“全面压实政治责任”的话语，因此在中共政权五年内垮台和习近平下台两个选项中，习的下台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