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旨在剖析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结构问题。该结构既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惯性，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阶层分化。文章通过人口结构数据、教育层级分布、阶层政治倾向及其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指出体制外失声群体的政治危机、体制内的特权再生产机制，以及二者对国家治理模式产生的系统性挑战。
一、问题背景：从城乡二元到“体制二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的制度性歧视（如户籍制度、粮食配给、教育资源分配等）。改革开放以来，虽经历了城市化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但新的二元结构正在形成，即：
- 体制内：指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军队系统及相关依附单位人员，拥有财政保障及制度性权力资源；
- 体制外：指全部市场化就业者、小微企业主、民营企业员工、农民工、自媒体从业者及失业/半失业人口，处于资源边缘地带。
这一“体制二元”结构不仅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深层是国家治理逻辑与社会结构的分裂性体现。
二、中国人口结构与教育分层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年底，中国大陆6岁以上人口约为13.15亿人，其中：
| 教育程度 | 人数（亿） | 占比 |
|---|---|---|
| 未上过学 | 0.51 | 3.9% |
| 小学文化 | 3.47 | 26.4% |
| 初中文化 | 4.87 | 37.0% |
| 高中文化 | 2.21 | 16.1% |
| 大专（专科） | 1.12 | 8.5% |
| 本科及以上 | 0.94 | 7.2% |
| 研究生及以上 | 0.11 | 0.8% |
可见，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比超过83.4%，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不足总人口的17%。由此可以推断：
- 体制外百姓多集中于低学历人口群体，思想倾向保守，政治参与弱，对官方叙事依赖较强；
- 体制内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群体，占据政策、舆论、资源主导地位，却与多数民众存在认知断层。
三、体制内群体：特权结构的再生产
体制内群体主要依托于财政供养体系，包括以下构成：
- 中共组织系统（党务机关、纪检、组织、宣传等）；
- 国家文官体系（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
- 军队与武警系统；
- 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央企、垄断性行业）。
其显著特征包括：
- 拥有政治资源配置优势（编制、职位晋升、住房保障、子女教育）；
- 享有财政稳定供给；
- 国家机器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义务承担者”。
尽管体制内群体占人口比例极小，但其对国家资源和权力的掌控却极大，这种不对称正是当代“国家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
四、体制外群体：沉默多数的困境与失能
体制外人口涵盖广泛，包括：
- 民营与私营企业员工；
- 失业人口、灵活就业人群、农民工；
-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低保障群体；
- 社会边缘人群与网民（包括“被下架”“被封号”的意见表达者）。
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是：
- 政策代表性缺失：在政协、人大、媒体和政策制定层中缺席；
- 表达机制阻塞：无法通过制度化路径表达利益诉求；
- 经济与社会不安全：社保断裂、医疗教育负担过重、收入波动性强；
- 心理状态分裂：既有“犬儒化”倾向，也有强烈的制度反感情绪。
尤其在近年来就业困难与网格化治理强化的背景下，这一群体中部分人已由“沉默的大多数”转变为“潜在的政治异议者”。
五、教育分化与意识形态张力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文化与政治上的认知鸿沟：
- 低学历群体倾向于传统权威认同，尤其是对“领袖崇拜”“统一大局”等官方叙事的接受度较高；
- 高学历、特别是海外归国人群或知识精英阶层，对自由主义、宪政、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认同更高。
这一结构导致：
- 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越来越依赖于“非理性”的动员逻辑（如民族主义、斗争精神、舆论引导）；
- 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结构越来越缺乏信任感甚至敌意，形成潜在的制度对抗力量。
六、结论：潜在的社会动荡结构
体制内外的对立，不仅体现在资源分配、福利差异上，更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法性张力。简而言之：
- 体制内占据了资源与制度设计权，却人数稀少，构成的是权力少数派；
- 体制外人口虽多，但表达路径被系统性封堵，缺乏政治与组织能力。
未来，这种结构如果继续固化并强化：
- 将可能引发社会底层的不满集中；
- 形成“组织性真空”与“表达性爆破”的双重风险；
- 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政权合法性构成深刻挑战。
建议方向：
- 重新审视并改革体制内外资源分配机制；
- 建立多元化利益表达渠道，缓解社会张力；
- 逐步推动教育公平与再分配正义，打破体制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