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cutive Summary（执行摘要）
本报告对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权力结构演变进行系统性分析，提出如下核心判断：
- 习近平十余年来的反腐运动并未完成对官僚集团的彻底重塑，而是形成了一种以“清洗压制—行政失能”表现出来的结构性胶着状态。
- 习近平的亲信派系（俗称“习家军”）在 2024–2025 年出现系统性收缩，表面是反腐扩张，实质是官僚集团借制度性工具对习派进行反杀。
- 中国经济衰退正在从根本上削弱习近平的权力来源，使得政治控制与行政执行之间出现“裂链效应”（chain break）。
- 当前的权力格局呈现“个人领导权高度集中—治理能力显著下降”的典型断层，风险正在从政治内部斗争向系统性治理危机转移。
- 在经济螺旋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共内部将出现更明显的分权化趋势，权力斗争的终局将不由政治力量决定，而由经济崩塌的速度和外部冲击决定。
背景：习近平的权力工程不是“掌权”，而是“重建体系”
习近平上台后所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政系统”，而是一个经过江胡二十余年市场化治理塑造出来的庞大官僚集团。
结构上，它具有三个特征：
- 专业技术官僚化（technocratic）
- 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zed）
- 利益集团化（interest-embedded）
这类系统对个人意志的响应度非常弱，因此习近平采取了两条并行路线：
- 路线A：以反腐为手段削弱旧官僚集团的利益链条
- 路线B：打造“平行党中央”以架空传统科层
例如：
- 领导小组制度
- 中央财经委员会替代国务院系统
- 国安委替代政法系统
- 深改委替代国家发改委
- 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个人权威
这是一套专为解决“无法驾驭官僚集团”问题而设计的制度工程。
然而这一工程并未完成。
一、权力斗争的结构逻辑：从“压制—驯化”进入“清洗—反噬”的对锁（lock-in）状态
习近平反腐的十年结果并不是“一边倒的胜利”，而是形成一种结构锁死（structural lock-in）：
（1）官僚集团被全面削弱——但并未崩溃
大量高官落马、权力链条断裂、地方政府失能，使官僚集团无法形成对中央的有效抵抗。但与此同时，该体系仍垄断实际治理资源，是国家运行不可替代的主体。
换言之：
习近平削弱了官僚集团，但无法替代官僚集团。
（2）习派系迅速扩张——但因缺乏治理能力而难以稳定
2020–2023 年期间，“习家军”占据高位，但其选拔逻辑以“忠诚优先”而非“能力优先”，导致结构性弱点：
- 政策能力不足
- 行政经验缺乏
- 官僚系统对其不服从
- 容易成为反腐反杀的对象
这导致2024–2025年出现一个关键现象：
习家军正集体遭受反腐“反噬”。
这是官僚集团利用制度工具（纪律检查系统、组织系统）进行自我修复和利益反扑的表现。
（3）双方都在流血，但双方都无法退出
这是典型的negative-sum power struggle（负和型权力斗争）：
- 习近平若停止反腐，将失去权威；
- 官僚集团若停止抵抗，将丧失自我保护能力。
因此形成一种政治互锁（mutual lock-in）：
双方都无法彻底清除对方，也无法独自承担治理责任。
二、2024–2025 年：习派系系统性收缩的三大迹象
从人员变动分析，习派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退潮。
迹象一：军队“重建化”向“去习化”转向
火箭军、装备部、联参等“核心力量”遭遇集体整肃，许多被视为习家军骨干的人被查。
军队进入一种“技术官僚重新掌权”的趋势。
迹象二：金融系统出现“低调去习化”
2024 年以来：
- 证监会
- 金融稳定委员会
- 国有银行高层
均出现明显的“去习化”用人倾向。传统金融技术官僚重新回流系统。
迹象三：政法系统出现“削弱王小洪体系”的动作
王小洪作为习近平最倚重的“刀把子”，其势力遭到收缩，这是非常关键的风向：
中央并不愿继续扩大习派系在安全系统的掌控。
以上三点均指向一件事：
中共系统正在启动一种“体系性自我修复机制”，降低个人领袖过度集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三、经济衰退：中共权力结构的终极变量
在权力斗争中最关键的不是组织结构，而是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正处于系统性下行区间：
- 房地产塌陷
- 地方债务危机加速
- 工业利润下滑
- 青年失业高企
- 外资撤离
- 内需崩塌
- 财政体系迅速贫血
这意味着官僚集团的资源基础被摧毁，整个统治机器陷入“干涸性危机”。
经济衰退带来的权力影响具有结构性：
- 官僚集团无资源维持基层行政 → 行政系统瘫痪化
- 习无法继续“买忠诚” → 个人威权陷入反弹期
- 政策执行断裂 → 国家治理进入“高指令—低执行”断层
最终导致：
政治斗争的胜负不再由双方力量决定，而由经济崩塌的速度决定。
四、未来情景分析（Scenario Forecasting）
本智库设定了未来 2–3 年中国政治可能出现的三大场景。
Scenario A（中概率）：权力继续集中，但执行系统持续塌陷
特点：
- 习近平维持形式上的绝对权威
- 官僚集团摆烂进一步扩大
- 经济持续探底
- 社会治理能力持续下降
- 中央政策愈发口号化
这是目前最接近的现实。
Scenario B（低–中概率）：体系性分权
特点：
- 中央被迫下放财政与行政权限
- 地方政府实质性自治增加
- 官僚集团对中央指令的执行进一步碎片化
这是中共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权力回流官僚”周期的复制。
Scenario C（低概率，但影响极高）：政治断裂
触发条件：
- 地方财政破产
- 大规模失业或房地产系统性崩溃
- 高层内斗突破制度安全阈值
后果：
- 官僚集团对中央失去效忠
- 军队或政法系统出现分裂倾向
- 中央指令出现传播链条断裂
这是外部智库最关注的风险点。
Policy Implications（政策含义）
对于国际社会及研究机构，以下几点尤为关键：
- 中国的政治稳定性被严重高估。
- “习个人权力强大＝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假设是错误的。
- 经济衰退正直接削弱权力体系的稳定基础。
- 外界应关注中国地方与中央之间权力链条的断裂信号。
- 未来中国的政策不可预测性将进一步上升。
Conclusion（结论）
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的本质，是：
一个被反腐打穿的传统官僚系统
一个难以维持忠诚体系的个人权力结构
+
一个正在快速下坠的经济基础
这种三重叠加，使权力斗争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负和困局”。
习近平无法彻底压制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无法摆脱习近平的统治；
经济衰退正在吞噬双方的权力资源。
这将引导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高度集权 → 行政失能 → 体系分裂 → 权力重组”
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缓慢，也可能因为经济冲击而突然加速。
但无论如何，中国政治已经失去过去三十年的稳定基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