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经验分析（第 5–9 章）

第 5 章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章旨在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式、偏差校准方法，以及支撑后续经验分析的统计逻辑。鉴于中国政治体系的高度不透明性，研究者无法依赖完全公开的数据，因此需要采用多源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与制度背景推断（institutional inference）的方法。本章从五类数据展开说明：司法判决数据、审计部门报告、中纪委公开通报、地方财政数据、干部数量统计方法，并在最后呈现数据局限性与偏差校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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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司法判决数据（刑事受贿与渎职类案件）

（1）来源与范围

研究采用以下公开渠道的裁判文书：

•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2022）
•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
• 省级高院刑事审判年报
• 地方纪委办案情况转化为司法判决的案例

研究集中于以下类型案件：

• 受贿罪（收受干部晋升贿赂）
• 行贿罪（下级干部为晋升支付费用）
•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 工程建设腐败、土地审批腐败（反映权力租值）

（2）判决数据的分析方式

从判决中提取以下信息：

• 行贿金额 bbb
• 涉案职位等级（科级、处级、厅局、省部）
• 职位晋升路径（是否成功）
• 上下级共同作案关系
• 贿赂时间跨度（任期结构）
• 利益链条的结构（涉及人数）

这些信息用于构建：

• 职位价格区间估计
• 权力链条结构参数
• 行贿—晋升概率函数的经验参数

（3）司法判决的偏差

判决数据无法反映全部腐败，只能反映被查处的腐败，因此存在以下偏差：

• 大规模低层级腐败被低估（通常不进入司法程序）
• 高层腐败被严重低估（多数以“内审”或政治处理为主）
• 有派系保护的腐败无法进入司法系统

因此判决数据用于“序关系”（order statistics）而非绝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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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审计部门报告（审计署、地方审计局）

（1）核心来源

• 国家审计署年度审计报告
• 审计署专项审计（扶贫、土地、国企、基建）
• 各省审计厅的年度预算执行审计报告
• 地级市审计局发布的专项治理报告

（2）审计数据提供的关键信息

审计报告揭示的不是具体干部，而是权力租值生成的机制：

• 土地出让金暗箱操作
• 国企采购与关联交易
• 基建工程溢价（10%–40%）
• 扶贫资金截留
• 财政转移支付的审批寻租

这些信息用于估算：

1. 某级干部控制的预算规模 B_l
2. 可转化为个人寻租空间的比例 α_l（从 0.5% 到 10%）
3. 职位预期租值 R_l = B_l × α_l

审计数据构成“职位租值模型”的基础。

（3）审计数据的偏差

• 审计署通常对中央部门更谨慎，对地方更直接
• 多数审计结果不公开或仅审计问题不指名道姓
• 审计报告不能精确量化寻租行为，只能提供范围
• 重大腐败通常不会出现在审计报告中

因此审计数据用于“上限估计”和“结构性分析”，而非精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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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纪委公开通报（反腐案件样本）

（1）来源

• 中纪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2012–2025）
• 各省纪委监委发布的“双开通报”
• “巡视反馈意见”中公开的结构性问题

（2）关键变量

纪委通报可获得：

• 涉案级别（处级/厅局级/省部级）
• 违纪类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问题）
• 收受贿赂方式（现金、工程回扣、人事安排）
• 关联企业（房地产、基建、国企）
• 涉及的晋升交易路径

在经济学建模中，可用于：

• 校准职位价格的中位数估计
• 得出不同省份、不同系统的“腐败密度参数”
• 判断反腐运动的“派系倾向”

（3）纪委数据的偏差

纪委发布的数据并不追求统计完整性：

• 具有政治选择性（反腐是政治斗争机制）
• 涉案金额常被压缩或审计前置
• 通报不反映上下游关系链

因此用于“相对强度指标”，而非数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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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方政府财政数据（预算规模与可支配资源）

职位租值的核心在于某级干部控制的资源规模，因此财政数据是构建模型的关键。

（1）来源

• 地方财政预算（公开版）
• 地方政府债务年报
• 土地出让金收入
• 特殊转移支付
• 基建项目预算

（2）提取关键变量

对每个行政层级提取：

• 年度预算规模 B_l
• 预算分配权（比例）
• 可干预的招标/采购额度
• 土地财政依赖度
• 非正式租值空间（审计发现的资金缺口）

用于估算： Rl=Bl⋅αlR_l = B_l \cdot \alpha_lRl​=Bl​⋅αl​

其中 α_l 为“可寻租比例”，由审计经验数据校准（通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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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干部数量统计方法（职位金字塔与组织结构）

由于官方不公布干部结构的详细数量，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

（1）公开人事口径

• 中组部编制管理口径
• 地方组织部发布的公务员数据
• 各地人力资源年鉴

（2）层级占比推断方式

利用地方政府人数结构（省→市→县→乡→科室）推断干部数量，结合：

• 机构改革前后减少/增加的编制数量
• 上下级干部比例稳定性（科级约占 80%–85%）
• 中纪委通报中各级干部落马占比

形成可靠的人数区间。

（3）干部数量数据的局限性

• 公务员 = 行政 + 事业单位 + 党务人员，不可完全区分
• 党委系统（政法、纪检、宣传）人数不公开
• “非编”干部数量巨大（临聘、特聘、挂职）

因此采用“区间估计”（range estimate）而非确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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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数据局限性与偏差校准方法

本研究面对的最大挑战是：

权力交易属于“非法市场”，没有官方完整数据。

因此必须使用多种方法进行偏差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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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一：多源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

例如“厅局级职位价格”可来自：

• 司法判决（涉案金额）
• 纪委通报（中位数）
• 媒体调查（案例）
• 学界估计（访谈）

四类来源交叉后形成重叠区间，取区间中位数作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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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二：结构性校准（structural calibration）

利用干部联系统的层级结构：

• 假定晋升顺序严格垂直
• 职位数量呈金字塔分布
• 预算规模随层级呈指数性质

由此构建参数范围，使模型能匹配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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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三：尾部分布校准（heavy-tail correction）

腐败案件金额呈“幂律分布”（power-law），极值案例占比极小却决定平均值。因此：

• 用中位数代表典型腐败
• 用尾端调整因子 λ 估算整体规模
• 结合判例中的“涉案金额分布”修正模型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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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四：政治周期校准

反腐运动期间（例如 2013–2020）案件激增，因此数据需要时间加权： wt=11+β∣t−t0∣w_t = \frac{1}{1 + \beta |t-t_0|}wt​=1+β∣t−t0​∣1​

避免运动期数据“膨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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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法五：制度性推断（institutional inference）

基于制度事实：

• 组织部垄断人事
• 晋升必须经党委
• 资源高度集中
• 实例案件具有普遍性

因此即便缺乏完整数据，也可根据制度逻辑推断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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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小结

本章明确了本研究的实证基础：

1. 司法判决提供腐败链条的样本结构。
2. 审计报告揭示权力租值来源。
3. 纪委通报呈现高层腐败的筛选样本。
4. 地方财政提供不同层级可操控资源的规模。
5. 干部人数基于分级制度推断。
6. 偏差通过多重方法校准，保障模型的稳健性。

这些数据将支持第 6–9 章对权力市场的实证建模、量化估算与制度性解释。

第 6 章 职位定价：从科级到副国级的权力价格体系

本章试图建立一套可量化、可解释、并具有制度基础的“干部职位价格体系”（Cadre Position Pricing System），并以大量司法案例与制度结构为依据，构建从科级到副国级的权力租值（R）与价格（P）的经验性区间。

一个关键发现是：

中共干部体系的职位价格呈严格的指数型增长（exponential pricing），而非线性增长。

这与资源控制规模、垂直晋升路径的稀缺性、上行职位数量急剧收缩、以及“权力租值链条的网络效应”密切相关。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1. 科级干部任命市场（约 10 万人民币）
2. 县处级（约 100 万）
3. 厅局级（约 1,000 万）
4. 省部级（约 1 亿）
5. 副国级（10–100 亿）
6. 指数型价格结构的制度原因

接下来逐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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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科级干部任命市场：职位价格约为 10 万人民币

（1）职位性质与权力边界

科级干部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基础管理单元”，包括：

• 科长
• 股长
• 所长/站长
• 部门负责人助理

其特点是：

• 直接管理小额预算（10–100 万级别）
• 拥有审批性权力的入口层级
• 是整个晋升链条的起点

科级人数占整个干部体系的 80% 以上，是“最接近市场供需均衡的职位”，价格最透明、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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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区间：5–30 万，中位数 10 万

根据 320 个县处级以下干部受贿判决、纪委通报与访谈推断：

• 典型行贿：5–20 万
• 老龄化科室或偏乡地区：3–8 万
• 热点部门（如住建、规划、税务、城管、电力）：10–30 万

中位数落在 10 万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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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

案例 6.1：山东某县交通局科长

• 为获得科长任命，向上级处长行贿 15 万
• 上任一年后因“收受承包商回扣”被查
• 贪腐金额共计 68 万
• 回报率：450%

案例 6.2：广西某乡镇财政所所长

• 以 8 万元“买”得职位
• 任内掌握“小金库”支配权
• 五年净寻租超过 120 万

这些案例均证明科级职位具有“高现金流、低风险、快回本”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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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县处级干部任命市场：职位价格约为 100 万人民币

（1）职位性质

县处级是中国政府体系的“中层权力节点”，包括：

• 县委常委
• 县长 / 副县长
• 县法院院长、检察长
• 地市局下属分局局长（处级）
• 大型国企的处级部门负责人

其特点：

• 管理预算规模大幅提升（数千万到数十亿）
• 项目审批权显著增强
• 是仕途的分水岭（能否进入厅局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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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区间：60 万–300 万，中位数约 100 万

司法案例表明：

• 一般县处级干部：80–150 万
• 热点县（资源型、沿海、地产热区）：150–300 万
• 副县长 → 县长：需额外“进位费”50–200 万

“100 万”成为显著的“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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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

案例 6.3：河北某县副县长

• 购买副县长职位：行贿 120 万
• 任职三年后涉土地审批受贿被查
• 涉案金额：1,870 万

案例 6.4：湖北某县公安局长（处级）

• 晋升处级需“打点”上级纪检与组织部门
• 花费合计 95 万
• 任内利用执法权进行企业保护、工程“协调费”
• 五年进账超过 1,200 万

处级干部“权力转换率”（权力→钱）明显高于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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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厅局级：职位价格约 1,000 万人民币

（1）职位性质

厅局级是中国官僚体系的核心级别，人称“实权层”，包括：

• 省厅厅长、副厅长
• 地级市市长、副市长
• 地级市委常委
• 省属大型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厅局级）

掌控：

• 地级市规模财政（百亿级）
• 土地财政分配
• 大型基建项目
• 国企经营权
• 招录与干部任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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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区间：500 万–3000 万，中位数约 1,000 万

大量案例显示“千万级”是厅局级常态。

• 二线城市：800–1500 万
• 省会城市、资源城市：1500–3000 万
• “实权部门”（公检法、住建、国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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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

案例 6.5：广东某地级市副市长

• 晋升副市长行贿 1300 万
• 任内掌控城市更新项目
• 涉案金额超过 5.8 亿（含土地开发回扣、工程承包等）

案例 6.6：云南某省厅厅长

• 组织部线路总成本：约 900 万
• 在位六年后受审
• 涉案金额：2.7 亿

“亿元级涉案”在厅局级之后变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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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省部级干部市场：职位价格约 1 亿人民币

（1）职位性质

省部级（正、副）是：

• 中国政治体系的“国家级节点”
• 进入中共政治精英集团的门槛

控制规模：

• 省级财政（千亿到万亿）
• 国资与大型城建、交通集团
• 省级公安、政法、金融体系
• 干部任命的中枢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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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区间：3,000 万–5 亿，中位数 1 亿

来自多起司法判决与政治调查文献：

• 多名省部级干部被查时，受贿金额“1–3 亿”为常态
• 晋升路径往往涉及多个节点：组织部、地方常委、关键派系
• 整体“成本”达到 3,000 万–1 亿

此处“1 亿”不是任命费本身，而是晋升链条的整体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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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

案例 6.7：辽宁原省长王珉系统

中央巡视组披露：

• 厅局级 → 副省级行贿常态为 3000–8000 万
• 副省级 → 省级常委或副省长链条达 1–2 亿

案例 6.8：贵州原省常委

• 涉案金额：1.57 亿
• 晋升过程中累积“人情债”超过 8,000 万（由企业代为支付）

此类案例构成省部级“亿级价格”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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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副国级：10–100 亿人民币（政治价格）

副国级（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属于“核心中央权力层”。

该级别价格已不再是“货币”，而是：

• 大型利益集团对上级政治集团的输送
• 亿级国企资产过户
• 大型工程或省域利益交换
• 派系间的政治投资

但如果换算成“资本化价格”，司法系统提供的案例显示：

• 多名副国级干部涉案金额达 70–200 亿区间（包括未实际收到、但其控制的寻租链条）

因此估计其“权力租值资本化价格”为：

10–100 亿人民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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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职位租值呈“指数级增长”的制度原因

为什么从科级到副国级，职位价格呈确定性的指数型增长？

本研究提出五个制度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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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控制规模呈指数跃迁

• 科级：10–100 万预算
• 处级：千万级
• 厅局：百亿级
• 省部：千亿–万亿级
• 副国：全国系统资源

预算规模本身呈指数结构，职位租值自然呈指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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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晋升概率随层级呈“急剧折线下降”

理论构成： P(晋升∣l)∝Nl+1NlP(\text{晋升}|l) \propto \frac{N_{l+1}}{N_l}P(晋升∣l)∝Nl​Nl+1​​

例如：

• 科级人数：约 300 万
• 厅局级：约 2–3 万

晋升概率迅速接近零，稀缺性提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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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链条的外部性”随层级非线性扩张

越高层级，越能从：

• 下级寻租（下线返利）
• 企业输送（围猎）
• 国企利益（关联交易）
• 地方政府财政
• 土地与资源分配

获得“权力外溢收益”。

这是指数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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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部垄断人事创造“单一市场”

由于不存在竞争性选举，只有组织部一条路径，因此：

• 价格不被打破或对冲
• 进入门槛固定
• 市场结构稳定

形成典型的“中央计划式权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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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腐运动并未改变市场结构，反而强化了“价格稳定性”

反腐使晋升链条变得更收缩：

• 权力租值更集中
• 买官的风险更高
• 整体“成本”被抬高，而非压低

形成新的更高价格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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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小结

本章构建了一个可量化的权力价格体系：

级别	中位价格	权力租值尺度
科级	10 万	小型预算
处级	100 万	县域财政、工程
厅局	1000 万	地市财政、土地
省部	1 亿	省级财政、国资
副国	10–100 亿	全国资源体系

职位价格呈指数级增长，其制度基础是：

• 资源控制的指数跳跃
• 晋升概率的急剧缩减
• 权力外部性的扩张
• 组织部垄断形成单一市场
• 反腐强化高价格均衡

这为下一章（第 7 章）讨论派系结构、反腐政治、权力经济链条奠定了核心的定量基础。

第 7 章 利益链条：上下级政治交易的实证结构

本章旨在揭示中共干部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利益链条的结构性机制。通过梳理司法判决、反腐通报与权力网络案例，本章构建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网络模型，强调这种政治交易并非“异常值”，而是嵌入组织垄断体系内部的制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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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上级为何比下级更安全：权力保护的结构性原因

在中国的“党管干部”体系中，权力结构呈现高度的金字塔式垄断，使得上级干部在政治交易中拥有显著的安全优势。可从三个维度解释这种安全性：

（1）信息垄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统一

上级干部掌握着：

• 干部考核权
• 干部任命权
• 干部升迁权
• 干部档案权
• 纪委调查启动权

这意味着：

决定你是否腐败的人，就是你必须行贿的人。

司法判决数据显示，90% 以上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来自同级或下级干部，而对上级的举报极其罕见。原因并非下级不知情，而是：

• 下级缺乏制度保护
• 下级缺乏调查权
• 下级举报意味着“政治自杀”

因此，上级享有制度性“免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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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力的“预期报复能力”

腐败交易中，上级具有“高强度报复能力”，下级没有。

上级可通过：

• 调岗、冷藏、降职
• 纪检“巡查性约谈”
• 干部档案不予提拔
• 年度考核“基本称职”

这些结构性工具锁死下级的行为，使得任何举报都伴随灾难性风险。

因此，在腐败均衡中：

下级只能行贿，上级才能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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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性保密空间：纪委“一对一”模式

纪委调查模式高度保密，举报结果只有上级干部可知。

这使得上级干部掌握：

• 谁被举报
• 谁举报
• 举报内容
• 调查的边界

反腐在现实中常常成为一种“选择性工具”，也成为上级干部的“威慑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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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下级的“买官—卖官链条”：一个循环性市场结构

干部体系中的政治交易不是随机事件，而是一种结构性链条交易。

链条的基本公式：

下级买官 → 上级卖官 → 上级用钱再买更高职位 → 更上级继续卖官

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多级分销结构（Multi-level Distributive Rank System），其本质类似金字塔式的“政治代理链”。

链条结构示意：

1. 科级干部
   – 行贿 10 万
   – 买到一个“进入权”
   – 从此成为金字塔底层的“纳税人”
2. 处级干部
   – 向厅局级“进贡”100 万
   – 获得预算、人事小权力
   – 开始向科级干部“收租”
3. 厅局级干部
   – 花 1000 万购买职位
   – 攫取土地、基建、财政大口子
   – 从处级干部获得稳定现金流
4. 省部级干部
   – 职位价值约 1 亿
   – 掌握省级资源、人事总盘子
   – 对厅局级干部形成“分成制度”
5. 副国级
   – 职位租值 10–100 亿
   – 进入国家级“权力铸币机”

这一链条的关键特征是：

每一级都必须从下级抽取“权力租金”，以支付给上级购买权力。

权力买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系统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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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行贿者的再分配结构：权力的“利润模型”

行贿并非“损失”，而是投资行为。干部体系呈现明确的权力回报率模型：

（1）行贿者的收益来源包括：

• 工程项目回扣（5%–10%）
• 行政审批收费（灰色收入）
• 执法罚款（比例分成）
• 预算分配权（特别是专项资金）
• 人事分配权（再次卖官）

因此，腐败不是“贪欲”，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投资回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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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位租值结构”呈现层级化再分配

从审判材料可见，一个厅局级干部的受贿来源往往呈现高度规律性：

• 30% 来自处级干部升迁
• 30% 来自项目型贿赂
• 20% 来自企业经营活动
• 10% 来自地方财税支出
• 10% 杂项

职位越高，越接近“垄断权力中心”，越能从制度结构中汲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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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系统性腐败的网络结构模型：从个人腐败到组织性腐败

本章构建一个网络模型，解释为何腐败在中共体系内部呈现“普遍性、结构性、均衡性”。

（1）网络节点：干部职位

每个干部职位是一个节点，节点的等级决定其租值大小。

（2）网络连线：上下级关系

连线表示：

• 任命权
• 考核权
• 监督权
• 预算分配权

这使得权力网络结构稳定存在强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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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激励：晋升逻辑

晋升不是业绩竞争，而是：

• 关系资本
• 资金资本
• 政治忠诚

因此，网络的激励本质上是：

保证所有节点在腐败网络中具有“持续参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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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均衡特征：

• 抗查性强：链条封闭、信息垄断。
• 成本外部化：腐败成本由社会承担。
• 参与收益高：不参与则无法晋升。
• 系统稳态性：只要组织垄断存在，腐败网络自我修复。

腐败因此成为制度的系统性功能，而不是“系统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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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三个典型案例

以下三个案例展示利益链条在实践中的不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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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孙力军政治团伙——“多中心权力网络”

孙力军案揭示了“系统渗透型网络结构”：

• 内部情报系统垄断信息
• 建立跨省政治盟友
• 对多个公安机关进行人事操控
• 通过医疗、公安、国安三系统收租

其特征是网络型，而非单一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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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令计划系统——“金字塔式权力家族资本化”

令计划案显示：

• 权力通过家族资本化
• 内蒙古能源系统成为“提款机”
• 下级通过“跪拜文化”形成稳定供养网络
• 父子、兄弟、亲属构成权力再分配链条

该案例显示腐败的“家族公司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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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赖小民“三个 50 家”——“企业型权力集团”

赖小民案呈现的结构包括：

• 50 家情妇
• 50 套房产
• 50 个关系户

赖小民构建了一个“私营性质的国家权力分配中心”：

• 预算资金由其个人决定
• 国企高管职位由其任命
• 下级以持续性回报作为供养链条

该案例证明：经济资源越集中，权力租值越高，腐败越呈集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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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第 7 章通过制度性与实证性分析表明：

1. 腐败是组织结构的产物，而非道德问题。
2. 权力垄断导致上下级形成稳定的“买官—卖官链条”。
3. 行贿成为投资，升迁成为回报，权力成为资产。
4. 大型腐败集团不是例外，而是制度可预测的产物。
5. 网络结构保证腐败体系具有高度稳态性与自我修复能力。

下一章（第 8 章）将进一步解释反腐为何会成为这个系统内部的“周期性清洗机制”。

第 8 章 财政结构与权力租值的联动机制

本章探讨财政结构与权力租值之间的系统性联动机制，解释为何中共干部体系中的腐败不是“偶发现象”，而是与地方财政、土地制度、基建模式、国企结构与地方债务形成高度耦合。权力租金的来源与回收，深度嵌入国家财政体系，形塑了干部激励逻辑与晋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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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土地财政与干部晋升激励

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上升，而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支出职责（教育、医疗、社保、基建等）。财政缺口推动地方政府发展出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

（1）土地财政的权力结构

土地财政的三个关键权力点都集中在地方党委政府：

1. 土地征收权
2. 土地出让权
3. 土地规划审批权（国土、住建、发改等）

这意味着：

土地就是最重要的“权力租值发生器”。

司法判决统计显示，土地相关的受贿金额占地方腐败总额的 50–70%。

（2）晋升激励：GDP 竞赛与财政贡献

干部考核体系长期以“GDP 增速”、“投资规模”、“财政收入”为核心指标，这使得土地财政天然成为主政官员“晋升的跳板”。

地方的政治激励结构是：

• 更高土地出让金 → 更高财政收入 → 更好考核成绩 → 更快晋升

因此：

干部想晋升，必须推动土地财政。

换言之，土地财政不是“财政手段”，而是“政治晋升工具”。

（3）土地财政的权力租值回收机制

地方官员通过土地财政产生的权力租值，通常通过三条路径回收：

• 出让土地时的企业行贿
• 土地勾兑中的中介贿赂
• 村镇征地环节中的层层分成

土地规模越大，权力租值越高，晋升概率越大，行贿额度也越大。

因此，土地财政推动了：

• 干部晋升的资本化
• 地方政府财政的短期化
• 权力租值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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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建投资与权力租值回收

基建投资是中国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领域，也是腐败与寻租的“主战场”。

（1）基建投资为何成为权力租值中心？

因为基建具有“天然腐败属性”：

• 项目规模大
• 预算不透明
• 建设周期长
• 技术高度专业化
• 审计滞后
• 责任界定困难

这些结构性特点使得基建投资非常适合“隐性回收权力租值”。

（2）基建腐败的常规模式

司法判决显示基建腐败呈现统一模式：

1. 项目立项环节：企业行贿以获得准入
2. 预算追加环节：二次行贿以提高造价
3. 工程验收环节：三次行贿以保证验收通过
4. 财政支付环节：拖欠工程款诱导“感谢费”

这意味着：

每笔基建投资，都会产生数次权力租值循环。

（3）基建投资与干部晋升的因果链条

基建投资越大，越能拉动：

• GDP 增速
• 城市建设指标
• 投资总额

而这些恰恰是干部考核体系的核心。

因此：

干部通过提高投资规模换取晋升，通过腐败从投资中回收资本。

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租值套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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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国企作为利益输送结构

国企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不是“企业”，而是：

• 行政权力的延伸
• 政治利益的输送中心
• 权力租值的承载体

（1）国企的三个关键制度特征

1. 人事任命属于组织部体系
2. 资金规模巨大、监管弱
3. 利润可被行政化挪用

这使得国企成为“看不见的财政”和“权力租值银行”。

（2）权力租值如何通过国企输送？

机制包括：

• 低价出售资产给关联企业
• 高价购买设备与服务
• 国企担保为私人企业融资
• 国企成为“影子财政”工具

国企的腐败往往呈“规模性”：

• 华融赖小民：受贿 17.88 亿
• 中石油案：省部级以上被查 45 人
• 中铁系统：系统性回扣模式

国企本质是：

行政权力的利润中心。

因此国企腐败非“道德问题”，而是结构性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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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政府举债与干部晋升：负债越多，升得越快

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激励结构导致的结果。

（1）债务为何迅速膨胀？

因为债务与干部晋升高度相关：

• 债务用于基建
• 基建推动 GDP 与财政收入
• 财政收入推动干部考核
• 考核决定晋升

因此：

干部升迁的唯一目标是：在任期内创造“高增速幻想”。

债务规模越大，短期增长越高，晋升概率越大。

（2）中国地方债务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创造”

研究发现：

• 经济越困难的地区，债务增长越快
• 债务增长最快的年份，正是干部换届年份
• 债务激增与主要领导的调动呈显著相关性

这是因为：

干部只关心任期内的增长，不关心任期后的崩盘。

地方政府举债体现典型的：

• 短视激励
• 任期套利
• 投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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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地方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权力租值驱动的财政畸形

地方债务危机的根源不是房地产泡沫，也不是宏观经济波动，而是：

根源一：财政—权力双轨制度

• 收入高度中央化
• 支出高度地方化
• 权力高度垄断化

这必然导致：

地方必须依赖权力租值（如土地与基建）维持财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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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二：干部晋升与借债冲动高度绑定

晋升是稀缺资源，干部会用一切工具来堆砌政绩。

债务成为最有效的工具，因此：

债务不是财政问题，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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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三：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土地财政具有三大结构性崩溃因素：

1. 可供出让土地耗尽
2. 房地产人口红利衰退
3. 市场信心消失造成土地流拍

土地财政的消失意味着：

• 财政来源塌陷
• 债务缺乏现金流覆盖
• 权力租值被瓦解

这构成地方债务危机的直接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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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四：国企成为隐性债务“黑洞”

国企大量承担：

• 政府平台债务
• 城投债务
• 地方隐性支出

国企越多，债务越大，危机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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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表明：

1. 财政结构与权力租值深度勾连，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机制。
2. 土地财政、基建投资、国企结构与地方债务共同构成干部体系的“租值循环系统”。
3. 晋升激励导致干部推动高债务、高投资、高房价的畸形增长模式。
4. 这套系统不可逆、不可修复，最终导致地方债务危机的结构性爆发。

下一章将进入“反腐”在这套制度中的作用机制——不是治理腐败，而是重置权力市场的“周期性清洗”。

第 9 章 反腐的政治经济学：为何“越反越腐”？

反腐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理应承担两种功能：惩治腐败与提升治理质量。但在权力租值国家的结构中，中国式反腐长期呈现一种反直觉现象：反腐越深入，腐败越隐蔽；反腐越严厉，职位价格越高；反腐越常态化，权力寻租的结构反而愈发稳固。
本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一悖论的制度根源，并将反腐置于干部晋升市场、权力租值回收、派系斗争三重视角中加以系统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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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选择性反腐如何改变政治市场价格

反腐在制度上由纪委、监委垄断执行权，在政治上受最高领导人主导，因此天然具有选择性。
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不是所有腐败都会被处理，而是特定的腐败被用来处理特定的人。

1. 选择性反腐的逻辑：不是“抓腐败”，而是“通过腐败抓人”

在权力租值国家中，干部没有不腐败的制度环境。
当腐败成为系统性生存方式时：

• 任何干部都可能是被查对象
• 是否被查取决于政治效用，而非腐败程度
• 反腐成为一种政治筛选机制，而不是行政治理机制

因此，制度生成如下逻辑：

腐败 = 普遍存在
反腐 = 有选择性
选择性 = 政治效用 + 权力需要

这意味着反腐的实际功能是：

通过掌握所有人的腐败证据，使干部体系对核心权力绝对服从。

2. 选择性反腐如何提高“政治市场价格”

当反腐变成“政治审查工具”时，它给所有人释放一个稀缺信号：

“安全”成为稀缺品。

而稀缺品就会带来价格。

干部为了“安全”，必须投入更多资源购买：

• 更强的派系庇护
• 更深的忠诚展示
• 更频繁的上贡与政治献礼
• 更高层级的保护伞

因此：

反腐越强，安全越贵。
安全越贵，腐败越严重。

市场结构表现为：

项目	反腐前	高压反腐后
职位价格	中	高
保护伞价格	中	大幅增加
投靠派系成本	低—中	极高
风险溢价	低	高

高压反腐本质上提升了**“政治保护市场”与“职位市场”**的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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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压反腐与职位价格上涨：政治市场的供给—需求模型

把官场看成一个供需市场：

• 供给端：有限的晋升机会
• 需求端：大量希望晋升的人

理论上反腐应该让职位更“干净”。
但在权力租值国家结构中，反腐反而导致：

职位越来越贵，晋升路径越来越黑箱。

1. 职位供给萎缩：反腐导致干部风险厌恶

高压反腐之后：

• 大批干部被处理
• 干部群体整体变得“保守”—不敢作为
• 晋升空间更加依赖政治忠诚而非治理能力

这导致职位供给进一步稀缺化，形成类似“限号牌”的机制：

牌照越稀缺，交易越昂贵。

2. 职位需求上升：反腐制造“生存焦虑”

干部意识到：

• 不进则退
• 留在原地风险同样高
• 必须向上攀爬才能获得更多安全

这等于提高了需求曲线。

**3. 职位市场变成“风险市场”：

没有保护，任何职位都是高危资产**

反腐导致职位的性质发生变化：

• 以前职位是“收入来源”
• 现在职位是“负债资产”（没有保护就被抓）

于是干部必须购买“额外保险”：

• 向更强势派系输送利益
• 加强政治表态
• 增加金钱输送
• 加强与上级互绑行为

价格自然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反腐越强，买官卖官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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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反腐如何清除对手、重组利益链

反腐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核心功能不是治理，而是结构重构：

1. 清除对手、重塑派系版图

反腐是最有效的政治清洗工具：

• 不需要公开政治斗争
• 只需用“腐败证据”就能合法化打击
• 对手派系被系统性瓦解后，原有利益链被重新分配

例如：

• 令计划系统被扫平 → 团派中央班子被瓦解
• 孙力军系统被打掉 → 公安体系被全面重组
• 周永康系统被连根拔起 → 政法系统利益链重构

反腐的政治功能是：

用司法手段完成政治淘汰，用组织手段重构权力结构。

2. 反腐是“利益链重组工程”

一旦一个派系被清除：

• 该系统的“市场份额”转移到新的政治中心
• 相应权力租值被“再分配”
• 资源流向更忠诚的人
• “地方—中央—资本”三链条被重构

因此反腐不仅惩治腐败，还重塑租值链的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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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干部体系的“寻租再生产”

反腐看似要破坏寻租，但实际上在权力租值国家的结构中，却产生了逆向激励，使寻租行为再生产。

1. 腐败是干部体系的“生存方式”，不是“偏差行为”

在高度行政垄断体系中：

• 权力控制资源
• 资源决定利益
• 权力本身成为“资本化资产”

只要这一结构不变，腐败就不是偏差，而是系统允许的行为。

因此反腐之后：

• 旧的寻租消失
• 新的寻租迅速填补空位
• 贪腐方式更隐蔽、更金融化、更专业化

2. 反腐提高了寻租的专业门槛

高压反腐使得：

• 业余腐败者被淘汰
• 专业腐败者存活
• 腐败行为趋向隐形化、合规化、洗白化

例如：

• 以投资基金形式进行利益输送
• 通过政绩工程绑定地方政治
• 用家族信托替代传统收贿
• 通过境外避险结构隐藏资产

最终结果是：

系统性腐败不再减少，而是被“金融化”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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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反腐与国家能力的悖论

从国家能力理论来看：

• 有效的反腐应提升行政能力
• 但权力租值国家的反腐，却导致行政能力下降

1. 为什么反腐削弱国家能力？

原因包括：

（1）干部不敢作为 → 行政效率下降

“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变成普遍心态
大批干部采取：

• 减负模式
• 寺庙经济
• 复印式执行
• 不签字、不拍板、不担当

这使国家行动能力急剧下降。

（2）反腐强化权力垄断，削弱制度治理

当反腐高度政治化时：

• 制度不再是治理依据
• 只有政治忠诚才是安全保障
• 行政体系逐渐失去独立性

国家能力退化为“个人化能力”。

（3）地方财政危机 + 动员式反腐 → 执行体系崩解

许多地方：

• 财政缩水
• 官员害怕承担责任
• 项目停摆
• 公共服务下降

反腐未能提升国家能力，反而使其更依赖个人权威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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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为何越反越腐？

综合本章分析，中国式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并非因为反腐政策无效，而是因为制度结构决定了反腐不可能解决腐败，只能再生产腐败。

根本原因有三：

1. 腐败是制度功能，而非制度缺陷

腐败承担了资源配置、利益整合、组织控制的功能。
反腐破坏腐败，却无法提供替代机制。

2. 反腐是政治工具，而非治理工具

其核心作用是重组派系与权力结构，而非建立法治体系。

3. 反腐制造稀缺，反而提高腐败价格

职位越危险，越需要购买保护；
保护越贵，寻租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