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华士风的断裂与重建

一、问题背景：为何唐宋被视为“士的精神高峰”？

在中国漫长两千多年文明史中，“士”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一套 维系政治—伦理秩序的精神共同体。其核心范式包括：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

然而，士的气节与风貌在 唐宋时期达到高峰，自 元代“异族军事统治” 之后逐渐衰落，到明清形成“士为帝王家奴才”之格局。

这一转折，是中华文化精神史上的重大断裂事件。

本文将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系统分析：

唐宋士人的精神构造为何登峰造极？
元之后士风为何急剧衰落？
“士的精神史”如何分期？
这种断裂如何影响今日中国的文化性格？

二、士的精神史：一个总体框架

我将士的精神结构分为五期：

（一）先秦：士的诞生（精神独立的起点）

士首次成为独立的知识阶层，与贵族血统分离。
儒、道、法、墨皆为“士之道”。

先秦士具有 思想分立、伦理独立、人格独立 的特征，是“士的精神原点”。

（二）两汉至魏晋：士的政治—人格化

汉代独尊儒术确立士的政治地位。
魏晋玄学开启人格之自由。

士成为国家中枢，同时保持一定思想自由。

（三）唐宋：士的黄金时代（精神巅峰）

唐代制度开放、社会流动性强，形成“朝气蓬勃的士文化”。
宋代理学形成“士的自我修养体系”，强化气节。

唐代士崇“立功立德”，宋代士崇“立言立心”，两者叠加构成中国士风最高峰。

（四）元、明、清：士的屈从化（精神堕落）

元朝实行军事统治，士被降级为“次等人”。
明清科举将士人彻底“官僚化”“服从化”。

士从国家的主体力量堕落为“帝王的工具”。

（五）近现代：士的消散与重构

科举废除后，“士”的延续体变为“知识分子”，但其文化形态已与古典士人不同。

三、唐代士风的精神性：气象、格局与胸怀

1. 唐代政治结构：士拥有“大政治参与权”

唐代科举制度使士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旧唐书·选举志》记载：

“自是天下之士，皆得以文取青云之路。”[1]

这是重要标志——士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而非附庸。

2. 唐士的“功业观”

唐代士人强调：

立功
立德
入世而为天下负责

如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

“人主不可不察也。”
“为君难，为臣亦不易。”[2]

这并非卑恭，而是士以“天下”为念，对皇帝直谏。

3. 唐代士人的风骨式样

《资治通鉴》多次记载唐代士敢于直言：

魏征骂太宗：“主若不听臣言，臣可谓言尽！”[3]
韩愈上“论佛骨表”，冒死谏言。

唐代士体现一种：“我以天下为义，而非以君为义”。

这是士的高度人格形态。

四、宋代士风的深度化：理学体系与气节的制度化

若说唐士重 “气象”，宋士则重 “气节”。

1. 理学的诞生：构建士的心性体系

从周敦颐《太极图说》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理学构建了一个高度完整的伦理—宇宙论：

性即理
心即理
修身即对“天理”的追求

《朱子语类》反复强调：

“士不可苟且偷安。”[4]

宋代士因此成为“心性伦理共同体”。

2. 抗金志士：气节的极致

岳飞《满江红》不是浪漫，而是士的“天命论”：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陆游在《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这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精神。

3. 宋代士的制度化参与

宋代科举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形成“道统—政统合一”的士人共同体。

《宋史·儒林传》：

“士以道自任，不屈于势。”[5]

这使士具有坚强的“制度性伦理”，与明清截然不同。

五、元代：士风的第一次断裂（异族统治导致的压制与矮化）

1. 元代阶层制度：士被降级为“四等人”

《元史·百官志》明确记载：

蒙古为第一等
色目为第二等
汉人（含北汉）第三等
南人（江南汉人）第四等[6]

士人从“国家中枢”沦为“被统治对象”。

2. 士人政治参与权被剥夺

元代科举长期停废（至元二十年短暂恢复），大多数士人无从通过制度进入上层。

许衡（元儒）曾叹：

“士失其位，天下道废。”[7]

3. 文化意义上的打击：儒家道统中断

元代统治者无意维持宋代道统，儒学沦为工具化。

这是中华士风的第一次被强力压制。

六、明代：士的“官僚化”与“工具化”

元末明初，士人地位本应恢复，但朱元璋以“帝王绝对权力”为最高原则，彻底改变了士人的命运。

1. 明初的严控：锦衣卫、东厂制度

《明太祖实录》：

“言事者多遭廷杖。”[8]

士人政治表达权被抹杀。

2. 科举变成“忠君术”

《明史·选举志》：

“举子务为君父之义，以迎上旨。”[9]

士不再代表天下，而只代表皇帝。

3. 从“直谏传统”到“奴才文化”

方孝孺拒受燕王命、遭灭十族，是明代士节的绝响。

他之死意味着：

士的忠诚不再“向道”，而被强迫“向皇帝”。

士的主体性由此被明朝高压政治彻底摧毁。

七、清代：士的“全面奴化”与政治生命的终结

清代士风进一步衰落，可以概括为三种机制：

1. 文化压制：文字狱制度化

《清实录》记载各类文字狱案例数百件，其中包括：

“明史案”
“钱谦益案”
“董含案”

此类记载中反复出现：

“以违背国体律治之。”

意味着士人思想自由被完全压制。

2. 科举成为“八股僵尸化训练”

朱熹理学原本具有“心性修养”功能，但在清代被异化为八股格式：

标准化
技巧化
去人格化

梁启超称其为：

“举天下之士，尽为腐儒。”

3. 士的公共性彻底消失

清代士人不再具有：

政治参与能力
直谏传统
公共责任

士人沦为皇帝的文化工具。

这标志着 中国古典士人传统的终结。

八、“士的精神史”的深层学理分析

1. 士的精神结构由三部分构成

构成	内容	来源
人格（德性）	修身、义、气节	《论语》《孟子》、理学
知识（术）	经学、史学、文学	科举文化
公共性（政治参与）	为天下负责、直谏	唐宋制度传统

唐宋三者完整；元明清则三者皆断裂。

2. 士风兴衰的政治结构原因

唐宋士风之盛，来自：

政权相对开放
中央集权未到极端
士人可批评皇权
社会阶层流动强

元明清士风之衰，则因：

异族军事统治
专制极端化
科举僵化
官僚主义强化

本质是：专制系统对士人主体性的压制。

3. 最关键的断裂：士从“天下之士”变为“帝王之士”

在《宋史》中“士以道自任”与《明史》中“举子迎上旨”的差别，标志中国士风的基本断裂。

4. 儒家“道统”在元明清被转化为“皇统”

朱熹的“以理为天命”在明清被阉割为“以皇帝之意为天意”。

这是中华士人格全面丧失的根本原因。

九、结论：唐宋是中华文化精神之巅，元以降是士的衰落史

1. 唐宋士风代表中华文明最亮的精神光芒

思想独立
人格独立
直谏政治文化
公共精神
天下责任

这些构成中华文明真正的核心价值。

2. 元明清的高度专制消灭了士的主体性

压制直谏
工具化科举
文字狱
人格摧毁

士人从“社会脊梁”变成“皇帝的文化奴仆”。

3. 今日中国的许多文化性格，与此断裂密切相关

人格不独立
公共精神缺乏
惧怕权力
价值功利化
士文化衰亡造成的思想真空

现代社会在努力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本质是对古代士风的重新追求。

脚注

[1] 《旧唐书·选举志》：“天下之士，皆得以文取青云之路。”
[2]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3] 《资治通鉴·唐纪》：“征曰：‘臣可谓言尽！’”
[4] 《朱子语类·卷一》：“士不可苟且偷安。”
[5] 《宋史·儒林传》：“士以道自任，不屈于势。”
[6] 《元史·百官志》关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
[7] 许衡语，见《元史·儒林传》。
[8] 《明太祖实录》：“言事者多遭廷杖。”
[9] 《明史·选举志》：“举子务为君父之义，以迎上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