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与繁荣”视角分析政治体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
一、引言：繁荣与衰败的真正界线，是制度的善与恶
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追求“富强”的目标；
但有的国家繁荣长久，有的则盛极而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制度与繁荣》（Institutions and Prosperity）演讲中指出：
“社会的繁荣，不取决于地理、文化或资源，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制度塑造激励，而激励塑造命运。”
制度不仅是一组规则，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伦理。
若制度的设计以保障自由、约束权力、维护法治为目的，它是“善的制度”；
若制度的运作以剥削、控制与维护统治为目的，它就是“恶的制度”。
当代学界往往把政治体制分为“民主”“独裁”“威权”等类型，但这些概念多是形式上的。
真正的区分，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权力是否受制于法、是否服务于公共利益。
这种善恶之分，比民主与独裁的名义划分更能揭示现实。
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虽有选票制度，却同样陷入腐败与贫困；
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威权体制能在短期内动员资源，却必然走向枯竭。
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与终结，正是这场“善制与恶制”循环的典型案例。
二、善的制度与恶的制度：政治哲学与经济伦理的双重维度
（一）善制的本质：权力约束与自由保障
“善的制度”（Good Institutions）不只是经济规则的优化，而是一整套政治伦理结构。
其核心原则是：权力被制度所限制，个人被法律所保护。
其主要特征包括：
- 权力分立与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任何权力必须受到法律与公众的监督。
政治制度的正义性来自其自我约束能力，而非权力者的“德性”。 - 法治高于人治（Rule of Law）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也受其约束。
这是善制区别于恶制的最清晰标志。 - 基本自由与社会信任（Freedom and Trust）
言论、思想、结社和经济活动的自由是社会活力的来源。
当人民无需恐惧地表达意愿时，社会才能形成自我纠错与创新能力。 - 公共权力的服务性（Service Orientation of Power）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与公平竞争，而非实现统治集团利益。
这种制度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历史上真正导致繁荣的政治现实：
从英国的宪政革命，到美国的宪法体系，再到北欧的社会民主政体，无一不是通过权力约束与法治共识实现了社会富裕。
（二）恶制的本质：权力垄断与社会掠夺
与之相对的“恶的制度”（Evil Institutions），表面上可能高效、统一、强力，实质上以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为目标。
其典型特征包括：
- 权力无制约：
政治体制缺乏监督机制，权力集中于个人或集团。 - 法治被替代为政治意志：
法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约束的框架。 - 社会资源被垄断：
政治权贵通过国企、金融与行政系统控制财富分配。 - 思想被单一化：
宣传体系主导公共舆论，批判性思维被压制。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政策可能表面理性、实质反人性；短期增长掩盖长期腐烂。
苏联的崩溃、委内瑞拉的崩坏、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都是恶制运作的极端后果。
三、改革开放的“善制时刻”：政治松动与经济解放（1978–2008）
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善制逻辑的一次意外闪光。
虽然政治体制仍是单一政党，但经济与社会层面发生了局部制度善化：
——权力暂时退后，社会获得空间。
（1）政治权力的局部退场
在邓小平的务实主义下，政治意识形态被部分搁置。
地方试验被容许、个人创业被容忍、外资被引入。
这种“让社会试错”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谦抑——
政治承认自己不能决定一切。
（2）法治与契约意识的萌芽
随着市场机制恢复，法制建设被提出。
《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建立了基本的产权保护。
即便这些法律仍受政治限制，但其象征意义巨大：
它标志着经济关系开始摆脱政治命令的完全统治。
（3）社会信任与民间活力
80–9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混乱，却充满创造力。
个体户、乡镇企业、外贸商人、科技创新者——他们共同构成了“草根资本主义”的浪潮。
这是制度善化最直接的表现：人们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4）外部开放与国际规则融合
加入WTO（2001年）之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知识产权、贸易法、金融监管逐渐与世界接轨。
这一时期的增长，是善制精神的成果：
政治虽未民主化，但权力对社会经济暂时保持克制。
四、恶制的回潮：政治再集中与社会封闭（2008–2025）
（1）危机后的制度反转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中国体制的分水岭。
以“国家安全”“稳定”为名，政治权力重新扩张。
4万亿投资计划、国企回潮、金融垄断、土地财政的泛滥，使社会重归“行政动员型经济”。
（2）权力再集中与“政治至上”
2012年之后，制度的逆转达到顶峰。
反腐运动在清除腐败的同时，也清除了制度竞争与权力制衡。
党政合一、思想统一、社会监管技术化，使权力重新成为唯一的资源中心。
（3）私有产权与自由的退化
从“共同富裕”到“反垄断整顿”，私企和民营资本成为政治调整的对象。
经济政策不再以效率为导向，而以政治忠诚为标准。
企业家的合法性取决于政治表态，金融监管取代市场竞争。
（4）思想控制与社会冷漠
恶制不仅压制经济自由，更窒息思想自由。
教育、出版、网络舆论全面回到政治意识形态框架。
批判性知识被排斥，社会讨论退化为口号化。
这意味着善制时期短暂出现的“自由空间”彻底关闭。
从经济到文化，中国重新进入一种制度封闭循环：
权力—控制—掠夺—危机—再控制。
五、政治制度的共生规律：权力如何决定经济命运
诺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都指出：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
经济规则只是政治结构的外延。
当政治制度是开放的，经济自然趋向包容与竞争；
当政治制度是封闭的，经济终将成为权力工具。
因此，经济自由无法在政治专制下长久存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曾试图“经济开放、政治封闭”并行，但这种双轨体制注定短暂。
权力中心化的惯性最终吞噬了市场自由。
恶制的生命力强于善制，因为它能通过恐惧维持表面稳定；
但善制的生命更长，因为它建立在信任与自发秩序之上。
六、善恶制度的文明后果
（1）善制社会的伦理逻辑
善制并非完美无缺，却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因为它容许批评、尊重多元、承认错误。
这使社会可以在犯错后重新平衡——如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未动摇制度根基。
（2）恶制社会的必然崩坏
恶制的稳定来自压制，崩溃来自真相。
当权力不受约束，社会信任消失、信息被封锁、创新停滞。
短期繁荣掩盖不了长期僵化：
苏联的工业神话最终瓦解于官僚主义；
当代中国的科技梦，也在体制约束下陷入政治表演。
（3）制度伦理的核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康德说：“人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
这句话是判断制度善恶的哲学底线。
一个以人权、自由与尊严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无论形式为何，皆属善制；
一个以统治、控制与服从为中心的体制，无论口号多宏伟，皆属恶制。
七、从中国的制度循环看未来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是善制与恶制交替的历史：
- 1978–2008：政治松动 → 经济自由 → 社会繁荣
- 2008–2025：政治收紧 → 经济萎缩 → 社会焦虑
这种循环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始终未能建立对权力的制度约束机制。
改革开放的成果建立在权力容忍之上，而非法律保障之上；
当容忍消失，一切成果皆化为乌有。
若未来中国仍停留在“强力治理”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思维模式中，
经济复苏将只是幻影，社会信任将继续流失。
唯有真正重建法治、确立权力制衡、保障公民自由，
善制才能再次萌芽。
八、制度的善恶之辨：超越“民主—独裁”二分法
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制度往往被二元化为“民主”与“独裁”或“威权”，但这种划分在解释现实政治经济结构时显得过于表层。许多国家名义上实行选举制度，却依然陷入腐败、贫困与权力固化；反之，也存在在某些历史阶段通过善意威权实现制度性转型的例子。
真正区分制度性质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的权力来源，而在于其内在的善恶结构。
从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汲取”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定义：
- 善的政治制度（benevol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其核心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垄断、保障个体尊严与参与权。善的制度以“公共善”为导向，通过制度化的问责与法治机制，使统治者成为社会契约的执行者，而非社会资源的掠夺者。 - 恶的政治制度（maligna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其本质是将权力神化、个人化或集团化，把国家机器变为掠夺工具。恶的制度通过意识形态垄断、暴力威慑与信息控制，将社会财富与政治安全转化为统治集团的私产。
因此，政治制度的善恶，不在于它是否“民主”，而在于它是否以人为本、以权受限、以法为上。
九、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同构关系
阿西莫格鲁在其演讲中指出：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形态，而经济制度的分配结果反过来强化政治制度的稳定。”
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繁荣或衰败，不是由经济政策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背后的政治制度逻辑决定的。
善的政治制度自然孕育出善的经济制度；恶的政治制度则必然塑造出掠夺性经济结构。
我们可以用“制度同构性”模型来描述这种关系：
| 政治制度 | 经济制度 | 制度特征 | 长期结果 |
|---|---|---|---|
| 善制（权力受限、法治、公平） | 包容性市场制度 | 创新激励、产权稳定、社会信任 | 持续繁荣 |
| 恶制（权力垄断、意识形态控制） | 汲取性经济制度 | 权力垄断、寻租腐败、创新冻结 | 衰败与危机 |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同构关系表现得极为清晰。
1978—2008年间，政治相对分权、政策实验空间大，经济制度得以在局部地区形成包容性机制；
而2008年之后，政治权力重新集中、监督与法治退化，经济制度随之“恶制化”，形成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回潮。
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底层逻辑
（一）“有限善制”的阶段性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建立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上，而是源自一次“务实松绑”与“政治妥协”。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逻辑可以概括为：“政治上不动、经济上放活。”
这种模式虽不符合西方意义的善制，但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窗口——权力被暂时分散、市场被局部开放、法治部分建立。
其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 地方竞争带来了政策创新（如深圳特区实验）。
- 法治雏形确立了企业家的信任基础。
- 政治高层“韬光养晦”的战略使外资进入与全球合作得以扩展。
这是一种“过渡性善制”，虽非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民主，但因权力制衡相对分散、法治尚存空间，故能支撑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二）“恶制回潮”的结构必然性
然而，善制若无政治制度的根本保障，终将滑向恶制。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政治权力的重新集中与意识形态的强化，标志着这一过渡期的结束。
几个关键转折点说明了这种逆转：
- 党对经济全面领导的制度化——企业、大学、媒体等全部被纳入政治控制体系。
- 法治退化为人治——法院、检察系统再度政治化，司法独立性丧失。
- 意识形态压制——社会讨论空间被收紧，信息自由受限，创新环境恶化。
- 国家资本主义复归——“国进民退”成为常态，民营经济被政治风险所笼罩。
这些变化表明，恶的政治制度必然诱发恶的经济制度：
当权力缺乏制约，市场就不再以竞争与效率为准绳，而以忠诚与服从为生存条件。
十一、善恶制度的循环：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困境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经历了“善制兴起—恶制腐化—再生改革”的周期。
这一规律可见于古罗马共和国的衰亡、清代康乾盛世后的专制化、以及苏联从革命理想到极权的演化。
中国的现状，正处于这样一个循环的“逆转阶段”：
- 改革开放的制度成果正在被恶制吸收；
- 政治合法性重新依赖控制与恐惧；
- 社会创造力与信任正被系统性掏空。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提醒我们：制度的退化并非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意志的产物。
当统治集团把维护权力置于公共福祉之上，制度便从善转恶。
十二、从苏联到中国：恶制的自我强化机制
苏联的历史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镜像。
苏联在1950年代后形成了典型的“汲取性制度”：
- 政治权力集中于党；
- 经济计划抹杀市场信号；
- 知识与思想受意识形态审查。
尽管苏联在工业化阶段实现了高速增长，但长期停滞不可避免。
中国今天的制度路径与苏联晚期高度相似：
- 政治结构拒绝改革；
- 技术创新依赖国家计划与补贴；
- 外部开放被安全逻辑替代。
恶的制度拥有强烈的自我强化机制。它通过“忠诚筛选”消灭异议者，通过“政策依附”维系内部特权阶层。
最终，这种制度的“稳定”恰恰是停滞的前奏。
十三、善制的条件：法治、自由与责任
若要避免恶制的自毁循环，一个社会必须重新确立三个原则：
- 法治高于政治
- 法律必须独立于权力意志，成为限制统治者的工具，而非镇压民众的武器。
- 经济自由与产权保障
- 任何创造与投资活动都应免于政治任意干预。
- 国家应保障市场竞争，而非充当最大利益相关者。
- 政治问责与公共参与
- 政治权力应受到多元监督，包括社会组织、媒体与司法体系。
- 当社会有渠道纠错，制度才具备长期生命力。
善的制度之所以可持续，不在于它完美，而在于它允许自我修正。
恶的制度之所以必亡，是因为它拒绝纠错，只能通过暴力维系秩序。
十四、中国的前景：从“繁荣假象”到“制度危机”
中国当下的经济放缓、失业上升与资本外逃，表面上是周期性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制度退化的结果。
- 当创新被政治控制替代，科技便成为宣传；
- 当企业家被威慑而非激励，投资便转向逃离；
- 当权力压倒法律，社会信任即告崩溃。
正如阿西莫格鲁在诺贝尔演讲中所言：
“当权力不能被问责时，社会的繁荣必然会终结。”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并非政策失误，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局。
一个制度若从包容走向掠夺，从开放走向封闭，从法治走向人治，繁荣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十五、结语：制度的道德维度
经济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价值中立”的科学，但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揭示：制度的善恶具有道德意义。
制度不是冷冰冰的规则集合，而是社会如何对待人的方式。
善的制度尊重人的尊严、保护人的自由；
恶的制度利用人、恐吓人、牺牲人。
改革开放的真正遗产，不应是GDP数字，而是那段人们敢于尝试、表达与创造的时代精神。
若这一精神被制度扼杀，则所谓的“发展”只剩空壳。
正如哈耶克所警告的那样：
“通往奴役之路，往往始于对秩序的迷恋与对自由的恐惧。”
制度的善恶，不仅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更决定其文明的方向。
唯有重新建立一个以法治、公平与自由为核心的善制体系，中国才能重新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 Acemoglu, D. (2019). Institutions and Prosperity: Nobel Lecture. Nobel Foundation.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罗宾逊，《包容性与掠夺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哈佛大学讲座，2018。
- 中国统计年鉴（1978–2022），国家统计局。
- 世界银行，《治理指标报告》（2010–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