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1991年11月6日鲍里斯·叶利钦签署的第169号总统令为分析框架，探讨了苏联共产党（苏共）被定义为非政党，而是通过与国家机构融合垄断权力的“特殊机制”。通过这一历史视角，本文对比了苏共的结构性弊端与2025年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现状。采用比较历史方法，研究识别出权力集中和资源控制的结构性相似性，以及经济适应性和意识形态灵活性的差异。结果表明，尽管中共通过市场化改革缓解了部分风险，但习近平领导下的融合加剧反映了中共的脆弱性，特别是在决策集中和潜在接班挑战方面。本比较研究揭示了一党治理模式的持久张力。
关键词：党国融合，苏共禁令，叶利钦169号总统令，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苏联解体
引言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20世纪政治历史的重大断裂，禁止苏联共产党（苏共）的第169号总统令是其法律与象征性高潮。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布该令，宣称苏共“从来不是一个政党”，而是“通过与国家机构融合或使其直接从属于苏共而形成和行使政治权力的特殊机制”。 该令不仅将苏共资产国有化，还将其与国家的融合定性为违宪和反人民，指责其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分裂和1991年8月政变。 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维持了该禁令， 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去共产化努力的关键。
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共）——截至2024年底拥有超过1.0027亿党员的全球最大政治组织——呈现出一党制框架下持续存在的对比案例。 自2012年习近平领导以来，中共通过在私营企业嵌入党组织和空前集中决策权，深化了与国家的融合。 2025年，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5.3%，全年预计4.8%，显示出在全球紧张局势中的韧性。 然而，这种稳定性引发疑问：中共模式是否重现了苏共的致命缺陷，还是演化出了避免崩溃的适应机制？
本文以叶利钦的第169号总统令为分析镜鉴，剖析这些动态。通过比较苏共的历史病态与中共的当代结构，揭示党国融合的风险与偶然性。本研究通过连接苏联史学与汉学，提供对威权持久性的洞察。
文献综述
关于苏共消亡的学术研究强调，制度融合是其衰败的核心促因。叶利钦的第169号总统令在法律-历史语境中被分析为对苏共“吞并”国家的回应，党的高级干部控制任命、资源和意识形态，导致官僚惰性和1991年政变。 现代俄罗斯研究所等机构指出，禁令后延迟的清算行动延续了精英结构，复杂化了俄罗斯的转型。 更广泛的苏联研究，如菲茨帕特里克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追溯融合起源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在布列日涅夫时代固化为“集体独裁”。
关于中共，习近平“新时代”下的研究记录了融合的加剧。MERICS报告详细描述了党“融入国家”，在华为等私企嵌入党组织，确保忠诚优先于自主。 卡内基2025年报告探讨了中共演化的约束，指出习近平的清洗——截至2025年2月至少针对八名中央委员——作为集中化的工具。 亚洲协会分析习近平的“清华新军”作为干部更新策略，融合了精英主义与忠诚。
比较研究，如《阿桑论坛》中的文章，将习近平的抱负与苏联先例并列，警示意识形态僵化的风险。 本文以第169号总统令的定义为基础，构建2025年中共结构的分析框架。
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历史分析法，以叶利钦的第169号总统令为理论框架，评估党国融合。总统令中的关键变量——融合机制、独裁权力行使、反人民/违宪行为、基于财产的无限权力——被操作化并应用于苏共（历史）和中共（当代）案例。
数据来源包括原始文件（总统令文本、中共章程）、同行评审期刊和智库的二级分析（例如MERICS、卡内基），以及量化指标（例如IMF预测的GDP增长、官方报告的党员数量）。 分析采用演绎法：通过结构、经济和意识形态维度映射相似性与差异，从历史序列（例如苏共崩溃与中共适应）中得出因果推断。
局限性包括中共不透明性导致的数据可得性限制，以及2025年数据的预测性质。尽管如此，该方法提供了关于威权韧性的稳健洞察。
分析
苏共的“非政党”本质：融合通向独裁之路
第169号总统令将苏共解构为融合装置：党结构吞并国家机构，促成以意识形态和资源对抗人民的“独裁”。 这种整合——党控制部委、军队和媒体——导致信息不对称和经济僵化，最终引发经济停滞和八月政变。 通过国有化的党产垄断财产，体现了“无限权力”，疏远社会并促成去共产化。
历史学家追溯其根源至列宁主义，在布列日涅夫时期恶化，融合扼杀了改革并滋生腐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暴露裂痕，但总统令的禁令——将档案和资产移交国家——封杀了苏共的命运。
2025年中共结构：习近平下的深度融合
截至2025年，中共通过习近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演化的融合，将党监督嵌入所有部门。 党员数量超过1亿反映了扩张，但通过反腐清洗的质量控制优先考虑忠诚。 “三个集中化”——决策集中（中央委员会主导）、组织渗透（在阿里巴巴等企业嵌入党组织）、资源垄断（国企占GDP 30%，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国企即党企）——与苏共模式相似，但适应市场。
习近平的“清华派”和农村动员显示干部更新，2025年上半年5.3%的GDP增长（全年预计4.8%）表明经济活力。 然而，官员“躺平”现象和接班不透明唤起苏共时代的风险。
比较洞察：相似与差异
相似性体现在融合逻辑：两党作为“先锋”通过渗透垄断权力，可能导致反人民结果，如香港/新疆政策中的审查类似苏联镇压。 资源控制——苏共资产与中共国企——助长精英固化，信息失真放大危机（苏联停滞；中国2025年房地产问题）。
差异性在于适应性：中共的市场社会主义维持4.8%增长，优于苏共的僵化。 意识形态灵活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比马列教条。 清洗保持凝聚力，晚期苏共缺乏此机制。
这些模式解释了中共的持久性：融合与市场的杂糅缓冲了崩溃风险。
结论
叶利钦的第169号总统令揭示了不受约束的党国融合的危险，中共在2025年以更大灵活性应对这一动态。尽管结构相似性存在——集中化导致不透明——中共的经济杂糅和干部控制避免了苏共式的内爆。然而，随着全球压力增加，接班空缺和资源紧张可能打破这种平衡。未来研究应追踪后习近平过渡，以检验融合的极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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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习近平的中国：党融入国家 | Merics。https://merics.org/en/comment/xis-china-party-morphs-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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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025年习近平的官僚体系：批判。https://globalsecurityreview.com/xi-jinpings-bureaucracy-in-2025-a-critique/
附录：
叶利钦第169号总统令《苏共和俄共活动》（中文翻译）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令 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
1991年8月19日至21日的事件清楚表明，苏联共产党（苏共）从来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通过与国家机构融合或使其直接从属于苏共而形成和行使政治权力的特殊机制。苏共领导机构行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并以国家为代价建立了无限权力的财产基础。
这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关于苏共在1991年8月19-21日政变中作用的公开听证会上得到了证实。
正是苏共的领导机构，实际上吞并了国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工具，对将苏联各民族推入历史死胡同以及我们所处的分裂状态负有责任。
这些机构的行为明显具有反人民和反宪法的性质，直接与在国家各民族中煽动宗教、社会和民族纷争，侵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有关。
该党政治活动的逻辑结局是1991年8月19-21日的违宪政变，这一政变得到了苏共领导层的支持。
尽管对这些机构采取了措施，它们并未停止旨在进一步加剧危机和为新的反人民政变创造条件的非法活动。
我命令：
- 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终止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俄共）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结构。
- 俄罗斯联邦及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和管理机构确保严格遵守本命令。
- 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负责接收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财产，并将其置于俄罗斯联邦及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国家管理机构的管辖之下。
俄罗斯联邦总统 鲍里斯·叶利钦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91年11月6日 第169号
补充说明
- 戈尔巴乔夫讲话：此讲话是苏联解体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承认了改革的复杂性和国家的分裂，同时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讲话通过电视向全国和全球播出，是苏联正式终结的象征。
- 叶利钦总统令：该总统令是苏共解体的法律依据，明确宣布苏共和俄共为非法组织，标志着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终结。这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一起，构成了苏共解体的核心文件。
- 历史背景：苏共解体并非单一事件，而是“8·19政变”失败、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别洛韦日协议》签署等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上述文件反映了当时的法律和政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