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罗马政治概念的局限谈起
引言：为什么“民主—专制”的比较注定失真
在讨论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与中国古代王朝时，现代论述往往默认使用一套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概念框架：民主、共和、独裁、专制、法治、公民权。这种比较方式看似自然，实则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它预设了政治是一种“人类制度工程”。
然而，中国古代政治从来不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如果不对这一方法论前提进行修正，那么无论是将秦汉称为“专制帝国”，还是将罗马理解为“民主—共和—帝制的退化史”，最终都只是用一套文明的概念体系，裁剪另一套文明的自我理解。
要真正进行有效比较，必须先回到中国自身的政治—宇宙论结构。
一、希腊—罗马政治观的内在前提
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有三个高度稳定的前提：
第一，政治是人的事务。
城邦、共和国、法律，都是人通过理性协商与冲突平衡设计出来的制度。
第二，主权来源于人或人群。
无论是公民大会、元老院，还是皇帝，合法性最终都必须在人间得到解释。
第三，国家是公共事务的工具。
国家可以被改造、限制、推翻，其正当性来自是否服务于公民。
在这一前提下，“共和—独裁—专制”是可互相转化、可制度化描述的政治类型。
但中国传统政治的出发点并不在这里。
二、中国古代政治的本体论：不是制度，而是秩序
中国政治思想的根基，并非“人如何治理人”，而是：
宇宙的秩序如何在人间展开。
这套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纵向结构：
天 — 帝 — 王 — 伯 — 士
这不是官职体系，而是秩序承载关系。
三、“天”：最高裁判者，而非人格神
在中国传统中，“天”不是西方式的神，也不是纯自然法则。
它至少同时具备三重属性：
- 宇宙运行的最高秩序
- 判断兴亡、正邪的终极标准
- 超越一切人间权力的裁判者
关键在于：
天并不等同于任何具体权力主体。
天可以授命，也可以收回；
天可以通过灾异、民变、改朝换代显现自身判断。
因此，在正统观念中：
没有任何政权可以“垄断天”。
四、“帝”与“王”：不是主权所有者，而是天理代理人
1. “帝”不是“皇帝”的原始形态
先秦语境中的“帝”，更接近：
- 天的执行节点
- 天理在人间的枢纽
“帝”本身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而意味着承载资格。
2. “王”：贯通天、地、人的角色
“王”字的构型本身即揭示其含义：
三横一竖，贯通天地人。
因此，王在理论上：
- 不是国家的所有者
- 而是天理的暂时代理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
- 讨伐暴君在理论上是正当的
- 改朝换代不是“非法革命”，而是天命转移
这与罗马政治中“合法性—非法性”的制度判断逻辑完全不同。
五、“伯”：非常秩序下的临时权威
在周制崩坏后出现的“伯”（霸），并非理想政治形态，而是：
当王道失效时，对最低秩序的紧急维持机制。
伯不是“合法王权”，而是：
- 以武力代行秩序
- 以实力暂压乱局
在功能上，它反而更接近罗马共和国中的“独裁官”——
但差别在于：
- 罗马独裁官是制度内授权
- 中国霸主是秩序崩坏下的道义默许
六、“士”：不是公民，而是秩序维护者
这是中西差异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
中国的“士”阶层：
- 不以权利为核心身份
- 不以参与立法为政治理想
其核心使命是：
在天、王与社会之间，维持道义与秩序的连续性。
因此，中国形成的是：
- 士大夫—文官体系
而非 - 公民—政治参与体系
这并非“落后”，而是角色定位根本不同。
七、在中国自身框架下，重新理解罗马与中国的差异
| 维度 | 罗马文明 | 中国文明 |
|---|---|---|
| 政治起点 | 人的公共事务 | 天的秩序 |
| 合法性来源 | 法律与公民 | 天命与德 |
| 国家性质 | 人为制度 | 宇宙映射 |
| 核心问题 | 如何限制权力 | 如何避免失去天理 |
因此：
- 罗马政治的核心焦虑是权力滥用
- 中国政治的核心焦虑是天理崩坏
八、“专制”在中国并非制度理想，而是天理病变
在希腊传统中，“专制”是一种政治类型。
但在中国传统中，“专制”从未被视为理想状态，而是：
天命失衡、德不配位的病态结果。
史书评价君主，不看其是否“合法掌权”，而看其：
- 是否顺天
- 是否保民
- 是否维持天理
当皇权开始垄断“天”的解释权，中国政治才真正滑向极端集权。
九、秦制的断裂：问题不在“皇帝”，而在“天的退出”
秦以后的关键变化不是“出现了皇帝”，而是：
- 天命逐渐工具化
- 士的独立性被削弱
- 皇权成为秩序的唯一解释源
这意味着：
超越皇权的最终裁判者正在消失。
从这一刻起，中国传统政治开始反复在“高效集权”与“系统性崩溃”之间循环。
结论：两种文明的根本分叉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罗马文明是一套“人如何限制权力的政治技术体系”；
中国文明是一套“人如何承载天道的秩序体系”。
前者最终孕育出：
- 法治
- 宪政
- 权利政治
后者长期维系的是：
- 道统
- 文官体系
- 皇权—士大夫结构
当“天”这一超越性裁判失效时，中国体系就会迅速坠入极端集权；
而当罗马崩溃时，其法律与制度却可以被继承。
这不是优劣问题，而是文明操作系统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