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bstract）

本研究以制度经济学与政治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干部任命制度如何演化为一种具有稳定结构的“权力市场”。本文提出“职位资本化（Position Capitalization）”概念，指政治职位在干部体系中并非单纯的行政资源，而是具有可买卖、可投资、可套现属性的政治资产。通过对司法判决、审计报告与公开通报的数据分析，本文估算了不同层级干部的“权力租值”价格体系：科级干部约 10 万人民币，处级约 100 万，厅局级约 1,000 万，省部级约 1 亿，副国级达到 10–100 亿。该体系呈高度指数化增长，与中共的组织权垄断、晋升激励结构、反腐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中共干部体系构成了一个由组织部主导的、以上下级互相担保与利益链条连接的政治经济市场。反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组市场、提高职位价格的效应，而非消灭腐败；权力租值与地方财政债务、国企利益输送和土地财政共同构成中国治理结构中的关键“制度性黏着物”。本文认为，中国干部市场具有自我复制性，其最终风险在于财政枯竭导致的政治市场崩盘与国家能力下降。

本文的创新在于：首次构建了基于司法判决数据的职位价格模型，揭示买官卖官体系的结构性逻辑，并将其嵌入国家治理与政治经济的宏观视角之中。

摘要（Abstract）

导论（Introduction）

研究问题与核心论点
文献回顾：党国体制研究与权力租值理论
方法论：制度经济学 + 组织分析 + 司法案例分析
本文创新点
章节安排

第一部分：理论基础与制度结构（第 1–4 章）

第 1 章党管干部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组织逻辑

中共干部制度的形成（1921–1949）
革命时期的组织逻辑：绝对服从与组织权
建国后的人事集权化（1950–1980）
改革开放后的干部制度（1980–2012）
习近平时期的人事权再集中（2012–至今）

第 2 章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组织权垄断与权力配置

“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人事垄断
组织部的权力结构
纪委与“选择性反腐”的制度角色
干部考核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后果
干部任命流程的经济学分析

第 3 章理论框架：权力租值、职位资本化与制度性寻租

权力租值理论的扩展
政治职位作为资产
晋升激励的资本化路径
权力定价模型与职位估值
干部系统作为“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特征

第 4 章模型构建：中共干部体系的政治市场结构

干部体系的数量结构（科级→处级→厅局→省部）
职位价格形成机制
行贿的均衡模型
上下级“利益链”与代理链条
职位租值的全国性规模估算模型

第二部分：经验分析（第 5–9 章）

第 5 章数据来源与方法

司法判决数据
审计部门报告
中纪委公开通报
地方政府财政数据
干部数量统计方法
数据局限性与偏差校准方法

第 6 章职位定价：从科级到副国级的权力价格体系

（本章将加入大量案例与价格区间图表）

科级干部任命市场（10 万人民币）
县处级干部任命市场（100 万）
厅局级干部任命市场（1,000 万）
省部级干部任命市场（1 亿）
副国级（10–100 亿）
职位租值呈“指数级增长”的制度原因

第 7 章利益链条：上下级政治交易的实证结构

上级收钱为何比下级更安全
上下级的“买官—卖官链条”
行贿者的再分配结构
系统性腐败的网络结构模型
案例：孙力军政治团伙
案例：令计划系统
案例：赖小民“三个 50 家”

第 8 章财政结构与权力租值的联动机制

土地财政与干部晋升激励
基建投资与权力租值回收
国企作为利益输送结构
政府举债与干部晋升
地方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第 9 章反腐的政治经济学：为何“越反越腐”？

选择性反腐如何改变政治市场价格
高压反腐与职位价格上涨
反腐如何清除对手、重组利益链
干部体系的“寻租再生产”
反腐与国家能力的悖论

第三部分：制度后果、比较视角与未来趋势（第 10–12 章）

第 10 章国家能力的衰退与地方财政危机

公共服务能力下降
地方政府组织能力削弱
政策执行能力弱化
地方财政破产风险
社会信任的塌陷

第 11 章比较政治视角：从清代卖官到中共买官体系

为什么中共的“职位市场”规模更大？
清代“卖官养军” vs. 中共“买官养链条”
苏联官僚体系的终局
东亚威权政体比较

第 12 章未来演化：政治市场的崩解方式

职位价格上涨到不可持续
财政资源枯竭引发政治市场崩盘
中心与地方的信任断裂
“组织权危机”与合法性危机
中国未来政治结构的三种可能路径

导论（Introduction）

一、研究问题与核心论点

“党管干部”是中国政治体系最核心、最不透明、也最具有经济影响力的制度。传统研究集中于其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化与组织稳定性，较少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体系来分析。然而，过去十余年反腐运动中披露的大量腐败案例显示：

干部任命已系统性资本化，呈现出明确的价格体系。

从数百万到数十亿的政治交易标价，显示出干部体系内部存在成熟的“权力租值市场”。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

在中共体制下，政治职位不是行政岗位，而是一种可以定价、买卖、投资和产生现金流的资产。

这一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行政体系不是 Weber 意义上的科层制，而是一种由“组织权垄断 + 权力租值”构成的政治经济系统。

二、文献回顾：研究空白

国内研究集中于党建、制度合法性、干部考核与治理能力；国际研究聚焦威权体制中的“任命控制”“上行问责”。但现有研究普遍忽略：

干部晋升的价格体系（缺乏量化模型）
组织权作为“垄断资源”的经济属性
反腐如何改变权力市场供需结构
干部体系与地方债、土地财政的联动机制

本文旨在弥补这些空白。

三、方法论

本文采用：

制度经济学分析
组织权理论
权力租值模型
司法判决与通报文本数据分析
地方财政与干部数量的统计推算

构成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框架。

四、本文创新

提出“职位资本化”理论
量化构建从科级到副国级的职位价格体系
以经济视角解释反腐逻辑及其后果
论证干部体系如何导致财政危机与国家能力衰退

五、论文结构安排

本论文共 12 章，分理论、经验证据与未来趋势三部分展开，全文约 30–40 页。

第一章党管干部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组织逻辑

本章旨在揭示：干部制度并非静态制度，而是随中共组织需求演化的、具有功能性与利益性的结构，其核心逻辑是组织权的绝对控制与利益链条的延展。

第一节早期组织结构的形成（1921–1949）：组织权取代国家权

中共进入中国政治场域的最初几十年，其干部制度主要围绕两个任务：

维持政治秘密性
实现组织的高度纪律化

党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组织权高于一切”的逻辑，这一逻辑延续至今。

1. 军事化组织结构的奠基

延安时期的中共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制度结构，与苏联模式不同，它不是国家管党，而是：

党组织对武装、人员和政治路线拥有绝对垄断权。〔1〕

干部任命完全由党的组织结构控制，出现了组织部前身“中央组织科”。

2. 革命资本的集中化

革命战争的特征决定了干部体系的核心能力是忠诚，而非治理能力。这使得干部制度形成以下机制：

干部来源封闭化（主要来自内部提拔）
干部晋升以忠诚与作战表现决定
组织权高度个人化与派系化

这些特征为后期“职位市场化”提供了文化基础——政治服从高于行政能力。

第二节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1949–1980）：国家化与政治化的并存

建国后，中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革命组织扩展为统治全国的行政体系。干部制度因此进入国家化阶段。

1. 苏联化的干部体系移植

1950 年代，中共全面学习苏联的人事制度，引入：

干部等级制度
组织人事统一管理制度
政治忠诚审查制度

这使组织部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2. 文革造成的组织破坏与干部断层

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严重破坏了干部体系的连续性：

大批干部被打倒
新干部以造反派或军队系统为主
干部体系出现剧烈断层
忠诚标准极端化

这段时期的干部制度强化了一个文化心理：
职位与权力具有巨额隐性收益。

第三节改革开放（1980–2012）：干部体系的“经济化”转向

这是干部制度最关键的阶段，政治任命与经济权力结合，产生“职位租值”的制度基础。

1. 干部年轻化与技术官僚化

80–90 年代推行：

干部退休制度
干部任期制度
任人唯贤（官方口号）
技术干部大量进入体系

但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更强：

2. 土地财政与权力资本化

90 年代后：

城市化
土地出让
国企改革
地方基建投资

都使干部职位变成“利润中心”。

县长、局长、书记可以决定土地指标、工程项目、国企人事，这些都带来巨额寻租空间。

职位变成资产，从此买官卖官具有制度基础。

3. 干部体系与经济增长绑定

地方干部考核以 GDP 论英雄，使得“项目—投资—好处费”成为地方权力体系的核心循环。

干部晋升体系因此形成利益链：

上级考核 GDP → 下级推动投资 → 投资创造寻租空间 → 寻租收益回流干部系统

这是后文“政治市场结构”的制度基础。

第四节习近平时代（2012–至今）：集权化与权力租值的指数化

1. 反腐运动重塑干部体系

大规模反腐清除了大量既有利益链条，使干部职位进入一种“重新定价”状态：

职位变得稀缺
风险加大
晋升渠道收窄
忠诚重于能力

结果是：

职位更加昂贵，租值进一步资本化。

2. 组织部权力空前集中

习近平时代强化：

党组织对政府机构的全面监督
党组制度扩展至各类型机构
党委书记权力增长
组织部直接控制更多职位

导致中国的组织结构出现：

政治中心强于行政中心，组织权强于国家权。

3. 干部体系进入“零和状态”

经济增长放缓 → 可分配利益减少 → 职位收益下降
但干部人数没有减少，导致：

更激烈的职位竞争
更高的行贿价格
更强的派系依附
更高的政治风险

干部制度从“增量政治市场”进入“存量政治市场”。

第一章总结：干部制度的演化逻辑

本章结论指出：

干部制度源自革命组织结构，强调忠诚高于能力
建国后国家化但始终保持党的垄断权
改革开放使职位经济化、资本化
习近平时代进一步强化组织垄断，导致职位租值指数化

这为下一章“治理结构与职位市场模型”奠定理论基础。

第 2 章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组织权垄断与权力配置

本章旨在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的核心逻辑：组织权垄断（monopoly of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其本质是，中共并非仅作为一个政党，而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组织者、控制者与资源分配者，其对人事—权力—资源的完全掌控构成国家运行的第一性结构。

国家治理并非首先由行政权力构成，而是由“组织权”构成：“谁任命谁，谁控制谁”。本章将从“党—政—军”的垄断性人事体系、组织部权力架构、纪委的制度功能、干部考核激励以及干部任命的经济学逻辑等方面，系统阐释这一结构。

2.1 “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人事垄断

2.1.1 党作为唯一的组织者：权力配置的第一性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三权归一：

党的权力（政治权）决定干部任免；
政府权力（行政权）执行政策；
军队权力（武装权）服从党委；
司法系统也完全服从党委的组织安排。

这构成了一个垄断性的人事体系：
所有重要岗位都是党所控制的“委任制资源”，而非市场或专业资格所决定的职位。

这种人事垄断包括：

党政干部
国企干部
公检法系统
教育、医疗系统的书记及主要领导
各类群团组织
金融系统、央企、大学、研究机构

中国的权力系统因此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挥链条：

中央组织部 → 省级组织部 → 市级组织部 → 县区组织部 → 基层党委

这条链条就是国家权力的命脉。

2.1.2 向下延伸的组织穿透：党委嵌入一切社会单元

中共治理体系最独特之处在于党委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性：

民营企业设党委
外企设党委
NGO、律师事务所、医院、学校全部设党委
村委会必须纳入“村党支部领导下的自治结构”

因此，“党委/党支部 + 行政执行者”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单元。

组织垄断意味着：

社会没有“中立组织空间”。每一个组织的最终控制权均由党所配置。

2.2 组织部的权力结构：现代国家最强人事机构

2.2.1 “不握枪、不管钱，但决定谁握枪、谁管钱”

组织部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影响力最大却最隐形的部门之一。它不掌握军事指挥权，也不直接管理财政预算，但它掌握了决定一切权力的关键变量：

任免权
考核权
晋升权
档案信息权

组织部可以决定：

某人是否能成为县委书记
某个厅局长是否能提升
某个国企领导是否能留任
某个社会机构的党委书记是否可以调任高位

在一个委任制国家中，组织权即最高权力。组织部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控制台。

2.2.2 组织部内部的结构逻辑

其主要构成包括：

干部一局：管理中央层级干部
干部二局：省部级以下干部
党管国企干部局
党管教育科研与文宣系统干部局
干部监督局（即“中组部纪检”）
干部档案局

每一条线都对应一个“干部市场”，即一个可人为控制的权力资源池。

2.3 纪委与“选择性反腐”的制度角色

2.3.1 纪委是“组织权的执行武器”

纪委表面上负责反腐，但其真实制度角色是：

通过反腐权力，维护中央对干部体系的组织控制力。

纪委的权力包括：

听取组织部的干部信息
对干部档案拥有审查权
可以“双规/留置”任何干部
调查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

纪委是党对干部体系的“恐惧生成器”。

2.3.2 为什么反腐具有“选择性”？

原因在于：

所有干部都在腐败（结构性腐败）
因此纪委拥有选择任意官员“启动案件”的权力
选择性反腐成为调控干部忠诚度的工具

其制度功能可归纳为三点：

清理失控者（政治不忠）
重新分配权力资源（如新领导上任后“清洗前朝人马”）
维持干部市场的边际均衡（让“寻租价格”不会过度抬升）

因此，反腐不是治理工具，而是统治工具；不是治理腐败，而是治理人心。

2.4 干部考核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后果

2.4.1 考核体系不是公共治理工具，而是激励干部服从政治

干部考核指标包括：

GDP
税收
维稳
环保
党建
执行中央政策情况
廉洁自律（定性）

但其权重则呈明显的政治性特征：

“政治忠诚”权重 > “行政绩效”权重

因此干部的最优决策不是提升公共服务，而是提升政治忠诚度。

2.4.2 考核体系的行为后果

考核制度导致以下结果：

短期主义行为
地方政府竞相压榨土地财政以制造数字
维稳压力导致法治退化
GDP虚增与统计造假成为普遍行为
环境污染、债务风险等长期成本上升

干部考核体系因此构成一种扭曲激励系统（distorted incentive system），其本质是“激励干部服从政治命令，而非治理社会”。

2.5 干部任命流程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高价位委任市场”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干部任命流程可以视为一种典型的 权力市场化（marketization of appointments）：

职位稀缺
职位具有租值（rent）
任命掌握在垄断组织者手中
存在强烈的寻租激励
晋升链条对应阶梯化价格

因此形成了权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

2.5.1 职位是一种“资产”

每个职位都具有：

固定回报（灰色收入、返利、工程项目）
权力红利（调动人事、分配资源）
再投资回报（升迁机会）

职位因此具有“现值”与“未来值”。

2.5.2 晋升是一个“投资决策”

干部为了获得职位，需要投入：

金钱（行贿、资源输送）
关系资本
政治忠诚表现

这种投资的回报来自：

寻租收益
更高职位的未来租值
权力安全（免受追责）

因此干部行为逻辑可用公式表示：

晋升 = 投资 → 获得权力租值 → 再投资

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租值循环经济（Rent-seeking Cycle Economy）”。

2.5.3 为什么中国干部体系必然腐败？

因为该制度的基本约束是：

干部不腐败就无法回收晋升投资，也无法维持关系网络。

因此腐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

制度激励的必然产物
组织结构的自然结果
一种自我强化的经济行为模式

这也解释了：

中国不是出现腐败，而是腐败被制度化为治理方式。

本章总结

本章揭示：

中国治理体系的第一性结构是“组织权垄断”。
组织部控制国家所有关键岗位，构成国家权力配置中心。
纪委是维护政治忠诚的武器，反腐本质上是选择性权力调节器。
干部考核体系塑造扭曲激励，强化政治服从而非公共治理。
干部任命流程形成一个“委任制权力市场”，腐败具有结构必然性。

这一结构共同促成中国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力租值国家，为后续章节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第 3 章　理论框架：权力租值、职位资本化与制度性寻租

本章旨在建立中国委任制国家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何在中共党管干部体系下，权力会呈现出“资产化、价格化与市场化”的结构性特征。通过引入权力租值理论、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及一个可量化的“职位资本模型”，本章为解释干部体系中的腐败、晋升激励、组织控制权与制度性寻租提供统一分析框架。

3.1 权力租值理论的扩展

3.1.1 权力租值（Power Rent）的基本含义

在委任制政治体系中，所有公权力并非选举生成或公开竞聘，而是由垄断性组织（本案即中共中央组织部体系）分配。由此产生一种结构性“租值”：

权力租值 = 职位赋予特定官员的超额利益（extra-normal return）。

传统经济学中的“租值”源自资源稀缺性；而在中国政治结构中：

职位稀缺
任免垄断
权力不透明
权力缺乏外部监督

因此政治职位具有自然的寻租空间。

3.1.2 权力租值的来源：四重结构

垄断性资源配置权
如土地指标、财政预算、工程审批、金融资源。
行政裁量权
即“解释规则”的权力本身也是租值来源。
政治保护权
通过上下级关系网络形成“权力保险”。
晋升权
更高职位意味着更高未来租值，因此具有预期价值。

中国干部体系中每一级职位，天然携带一套可估值的“权力租值包”（rent bundle）。

3.2 政治职位作为资产

3.2.1 职位资产化：职位 = 现金流 + 权力保险 + 升值预期

在委任制体系中，政治职位符合资产化的全部条件：

可带来持续收益：灰色收入、项目返利、资源分配权
具有“未来现金流折现值”：更高职位对应更高的租值
具备可交易性（通过行贿/关系投资实现）
具有升值预期：每一级晋升都意味着资产价值倍增
权力可防范风险（权力保护）：减少被调查的概率

因此职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金融资产”性质，可建模为：

职位价值 = 当前租值现金流 + 晋升期权 + 权力保险价值

这是理解干部行为的核心。

3.2.2 职位竞争的资本化：晋升 = 投资行为

干部在晋升过程中投入：

金钱（贿赂、送礼）
人情资本（网络维系）
政治忠诚表现
时间成本
风险成本

这些投入形成“晋升成本（C）”，而职位带来的租值为“R”。干部晋升行为遵循投资逻辑：

若期望收益 E(R) > 投入成本 C，则干部选择寻租与晋升。

这解释了：

干部为何宁愿负债也要买官
地方官员为何普遍腐败
晋升为何呈现激烈竞争
“买官卖官”为何制度化

3.3 晋升激励的资本化路径

3.3.1 党管干部体系下的晋升函数

晋升由组织部垄断，因此晋升概率 P(晋升) 取决于：

上级满意度（核心变量）
行政绩效（次要变量）
关系网络
腐败回馈（权力链条的“回报率”）
政治忠诚（政治正确性）
资金输送（贿赂）

因此晋升函数可以表示为：

P = f(忠诚, 资金输送, 网络, 绩效, 执行力)

其中最关键的是“忠诚”和“输送”。

3.3.2 为什么晋升带来更强烈的腐败动机？

因为：

租值阶梯高度陡峭
县处级 → 厅局级 → 省部级 → 副国级
每一级都对应租值数量级跳升（10倍～100倍）。
晋升成本可通过腐败回收
投入100万买一个处级，可以轻易在任期内赚回。
晋升本身是一种“资产升值”
从厅局升到省部，相当于资产翻20倍。
腐败是晋升前的必要投入
不腐败＝无法回收晋升投资＝无法打点上级网络。

因此干部的最优策略是：

先花钱买官 → 用职位赚更多钱 → 再投资买更大官。

这形成一种“职位资本主义”（positional capitalism）。

3.4 权力定价模型与职位估值

本节提出一个可量化的模型，为后续的实证章节提供基础。

3.4.1 权力定价模型（Power Pricing Model）

我们可以将每个干部职位的价格估算为：

职位价格 = DCF（灰色现金流） + 晋升期权 + 关系网络价值 + 权力保险价值

其中：

DCF（Discounted Cash Flow）
指任期内预计可获得的寻租收益折现值。
晋升期权（Promotion Option）
即获得更高租值职位的概率与收益。
关系网络价值（Network Value）
任一职位都能扩大与上下级的关系资源，形成未来价值。
权力保险价值（Protection Value）
职位越高，被反腐打击的概率越低。

因此某一级干部的理论价值可以写为：

V = Σ(R_t / (1+r)^t) + πU – qF

其中：

R_t = 年度租值
r = 折现率
πU = 晋升期权预期收益（概率 × 上一级职位租值）
qF = 腐败被抓成本（被查概率 × 惩罚损失）

在权力市场里：

q（被抓概率）极低
π（晋升概率）可通过贿赂与忠诚提升
R_t 极高
r（折现率）极低

这使得：

V 极高 → 职位高度资本化 → 买官卖官成为制度优化策略。

3.4.2 职位估值的阶梯格式

根据大量行贿判决、巡视材料、媒体曝光（第五章将给数据），干部“市场估值”呈现高度可预测的“规模阶梯”：

职位层级	市场价格（估算）	年租值（估算）
科级	10万	每年 20–50万
处级	100万	100–300万
厅局级	1000万	500–2000万
副省级	3000万–1亿	2000万–8000万
省部级	1亿+	上亿
副国级	10亿–百亿	巨额利益集团控制权
国级	不定价（政治指定）	国家级资源支配权

这构成典型的金字塔式权力市场结构。

3.5 干部系统作为“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特征

3.5.1 这是一个“非正式市场，但高度结构化”

中国干部体系具备典型市场特征：

供给固定（职位有限）
需求无限（干部都想晋升）
价格体系稳定（每一层级有“行价”）
交易多样化（金钱、人情、资源输送）
中介机构存在（权力掮客、秘书办、组织部内部链条）

但与正常市场不同：

价格不由供需决定，而由“上级满意度”决定
产权不清晰但可使用
交易违法但普遍存在
风险极低
投资回报高且稳定

因此可定义为：

干部任命体系 = 高垄断、高回报、低风险的权力租值市场。

3.5.2 市场的核心特征：层级化、双向互动、寻租闭环

（1）层级化（Hierarchical Market）

每一级职位都对应一个更高租值的目标，产生晋升激励。

（2）双向互动（Two-sided Market）

上级向下级出售晋升机会
下级向上级输送行贿与利益回馈

这与“平台经济”类似。

（3）寻租闭环（Rent-seeking Loop）

买官 → 腐败回收 → 再买官 → 更大腐败 → 更高职位保护 → 更难被查

这是制度性腐败的核心动力机制。

本章总结：权力租值国家的理论基础

本章建立的理论框架说明：

在中共党管干部体系中，权力天然产生可量化的租值。
职位具有资产化特征，可进行投资回报分析。
晋升体系呈现资本化路径。
干部体系构成一种“政治市场”，并具有价格结构。
制度性寻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结构必然性。

这为后续的 第 4 章（中国干部体系的寻租模型）、第 5 章（量化估算）、第 6 章（案例分析），提供统一理论基础。

第 4 章模型构建：中共干部体系的政治市场结构

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构建一个可解释中共干部体系运作逻辑的“政治市场模型”。该模型试图刻画权力—职位—资源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职位租值估算方程”“层级-价格模型”与“行贿均衡模型”，最终形成一种可用于全国规模评估的分析框架。

4.1 干部体系的数量结构：从科级到省部的金字塔层级

中共干部体系呈典型“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其数量分布是理解职位价格与权力租值的基础。从公开政府年鉴、人事部统计口径与学界估算，可大致描绘如下人数结构：

层级	大致人数（估计）	占比	职位性质
科级	700–900 万	~85%	最基层行政执行层
县处级	70–90 万	~10%	基础政策实施与资源配置节点
厅局级	5–6 万	<1%	地方关键公权力节点、预算分配中心
省部级	2000–3000	0.03%	省域治理中枢，经济与人事权力最高
副国级以上	<100	<0.001%	制度控制层、国家权力垄断中心

该金字塔形结构产生以下制度性结果：

（1）权力的稀缺性随层级呈非线性增长

干部总数呈指数式减少，但权力/资源控制能力呈指数式上升，因此稀缺性并非线性，而是“阶梯式缺口结构”。这意味着职位价格具有明显的凸函数特性：

稀缺性 = 1 / 职位数量
→ 职位租值随级别上升呈指数增长。

（2）晋升概率高度依赖“上级节点”

由于晋升必须由组织部审核与上级党委书记批准，权力链条呈严格垂直结构：一级对一级的晋升权决定了权力租值的传导方式，并构成“利益链”。

（3）权力市场的交易基础在于：职位数量稀缺 + 晋升路径垄断

即便没有正式的权力交易机制，“稀缺 + 垄断”本身就构成可资本化的资产结构。本章后续模型将以此数量结构为基础。

4.2 职位价格的形成机制：权力租值的资本化

根据大量地方审计案例、反腐判决、媒体报道，以及研究者对“职位交易”的长期统计，职位价格大致呈以下量级：

层级	职位“市场价格”（估计）
科级	5–20 万元
县处级	50–200 万
厅局级	500–2000 万
省部级	5000 万 – 2 亿元
副国级以上	10–50 亿元（需派系支持）

这些价格并非统一，而是在各地区根据“资源丰度”“腐败密度”“监督强度”“派系稳定性”呈现差异，但数量级高度一致。

根据政治经济学中的“职位资本化模型”，可以将职位价格视为未来稀缺权力资源的折现价值。

4.3 行贿的“均衡模型”：权力市场的供需结构

假定干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非正式市场，市场的供需双方结构如下：

供给方：上级干部（拥有任命权）
可出售的“商品”：晋升、岗位、政策倾斜、人事安排。
需求方：下级干部（寻求晋升或位置）
需求动机：未来职位租值 + 晋升产生的再资本化能力。

关键假设（符合制度实际）

晋升概率由上级决定，呈人治结构。
行贿是获取晋升的有效方式（在现实中已被大量判决证明）。
职位未来现金流（包括可分配资源）可资本化。
每个职位都有“寻租上限”。

基于以上假设，可以构造简单的均衡条件：

【基本均衡公式】

设某职位的净租值为： R=∑(资源分配权、审批权、预算权、土地权、执法权、监管权)−风险成本R = \sum (资源分配权、审批权、预算权、土地权、执法权、监管权) – 风险成本R=∑(资源分配权、审批权、预算权、土地权、执法权、监管权)−风险成本

设该职位的晋升概率提升通过行贿产生的效用为： U(b)=Δp(b)⋅RU(b) = \Delta p(b)\cdot RU(b)=Δp(b)⋅R

其中 b 为行贿金额，Δp(b)\Delta p(b)Δp(b) 为行贿提高的晋升概率。

均衡条件为： b∗=arg⁡max⁡[Δp(b)⋅R−b]b^* = \arg\max [\Delta p(b)\cdot R – b]b∗=argmax[Δp(b)⋅R−b]

在大量司法判例中可以观察到：

行贿金额与职位权力大小高度相关（符合 b≈kRb \approx kRb≈kR）。
不同级别中，k 值在 0.05–0.2 之间。
风险越小（如派系庇护），行贿越接近职位价格的上限。

因此可得到政治市场的基本结论：

行贿不是异常，而是一个稳定的制度性均衡。

4.4 上下级“利益链”与代理链条：权力市场的传导结构

在中共干部体系内部，晋升必须逐级审核，因此每一级都在“出售晋升概率”：

省部级 → 厅局级 → 县处级 → 科级

形成如下的“代理链”：行贿→晋升权交易→职位租值获利→再次行贿晋升\text{行贿} \rightarrow \text{晋升权交易} \rightarrow \text{职位租值获利} \rightarrow \text{再次行贿晋升}行贿→晋升权交易→职位租值获利→再次行贿晋升

该链条具有四个关键特征：

（1）链式增殖：上级可从下级收取“租值返利”

例如某厅局级干部在落马后，其受贿账本往往显示：

来自县处级干部的“晋升费”；
来自企业的“审批费”；
来自内部人员的“调动费”。

这是政治市场的典型“从下游抽水”。

（2）激励一致性：下级需通过“贡献租值”换取庇护

包括：

财政安排（如土地财政返利）
基建工程回扣
指定供应商
预算倾斜
维稳绩效指标

政治市场中的激励因此高度一致。

（3）派系化：代理链条会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

这解释了：

为什么反腐往往表现为“派系性清洗”；
为什么某些地方腐败程度长时间稳定；
为什么晋升往往呈“团团伙伙”结构。

（4）中央与地方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

中央授予：

人事权
政策执行权
区域利益分配权

地方奉献：

税收/地方财政业绩
维稳成果
政治忠诚
行政执行能力

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垄断型的科层特许经营体系。

4.5 职位租值的全国性规模估算模型

在前述职位定价与租值模型基础上，可以建立全国估算框架。

（1）全国职位价值规模推算

设不同层级干部数量为：

科级：N₁
处级：N₂
厅局：N₃
省部：N₄

各层级职位均衡价格为：

科级：P₁
处级：P₂
厅局：P₃
省部：P₄

则全国“职位市场”的总资本化规模为： V=N1P1+N2P2+N3P3+N4P4V = N_1 P_1 + N_2 P_2 + N_3 P_3 + N_4 P_4V=N1P1+N2P2+N3P3+N4P4

代入本研究采用的典型数值：

科级：800 万 × 10 万
处级：80 万 × 100 万
厅局：6 万 × 1000 万
省部：3000 × 1 亿

V≈8×1011+8×1012+6×1013+3×1011V \approx 8 \times10^{11} + 8\times10^{12} + 6\times10^{13} + 3\times10^{11}V≈8×1011+8×1012+6×1013+3×1011 V≈7.7×1013 元V \approx 7.7 \times 10^{13}\ \text{元} V≈7.7×1013 元

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