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bstract）
本报告以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为框架，分析了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逻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结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国家利益”叙事，事实上掩盖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模式：当国家机器的功能被改造为个人权力延续的工具时，所谓“国家战略”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烂尾。本研究通过政治史比较、权力结构分析及国际战略案例，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反常机制：领袖权威与国家利益的系统性对立。
一、导论：宣传与现实的悖论
在中共政治语汇中，“国家利益”“民族复兴”“安全至上”成为习近平时代最核心的宣传符号。然而，这种高频使用的口号，恰恰暴露出制度性不安全感。当政权不断强调“国家利益”时，往往说明国家利益正在被牺牲，而宣传话语则充当了政治掩体。
学者周雪光（2023）指出，中共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合法性焦虑”——即统治合法性不足所引发的过度控制与危机动员（Zhou, 2023）。习近平统治的最大特征，正是通过“国家安全化”的话语，将个人权力合法化。这种转化，使得政治决策不再以公共利益为依据，而以领袖安全为最终目标。
二、个人权威的重构：从体制领导人到“准君主”
2.1 历史回溯：毛泽东式权威的再生产
毛泽东在1950–1976年的统治，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以个人权威取代制度合法性”的范本。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系统性地再造了这种结构：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新华社, 2018）、确立“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口号、压缩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平衡机制。
2.2 权力单点化的后果
在制度层面，这种集中化导致了反馈机制的崩坏。李强政府的经济政策、邓小刚等人推动的军工项目，以及“共同富裕”运动的突然转向，都体现了政治决策的高度随意性与情绪化（Nathan, 2022）。制度失效，使政策从“集体判断”转为“个人意志”，这正是政治学上“个人化专制”的典型症状。
三、穷兵黩武：个人合法性的外部化
3.1 “威胁制造型合法性”
习近平治下的军事扩张与战狼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工程。通过外部威胁制造，重塑内部团结与领袖神话。这种策略可追溯至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与普京的“反西方斗争”（Kotkin, 2022）。
“反美、反台”话语被包装为国家生存问题，却实为统治者延命机制。中共内部文件《中央军委政治工作条例》（2020）明确要求：“政治忠诚高于专业素质”，这意味着军事专业主义让位于政治忠诚。
3.2 普京的镜像与习近平的误判
俄乌战争为北京提供了前车之鉴：外部冒险可带来短期民族主义高潮，却必然导致长期战略崩塌（Galeotti, 2023）。然而，习近平仍在复制普京逻辑——通过军事姿态与外交冲突，为“核心”制造存在感。这种路径最终将国家拖入“内耗与孤立的双重陷阱”。
四、战狼外交与国际孤立：失去朋友的中国
习近平时期的外交转向“斗争即正义”的极端主义逻辑。外交部发言人体系被重新定义为“国内舆论战线”而非外交工具（Zhang, 2021）。这种“向内宣传、向外对抗”的策略造成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信誉崩坏：
- 亚洲方面：日本修宪自卫化，菲律宾、越南与美国建立多边安全机制；
- 欧美方面：欧盟正式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 全球供应链：外国投资撤离，中国出口依赖东南亚中转。
外交的实质功能——沟通与利益协调——被转化为政治表演与意识形态输出。
五、内政失灵：政策烂尾与制度熵增
政治学家哈耶克曾警告：“信息的封闭，意味着理性的死亡。”（Hayek, 1944）
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体制，使国家治理陷入严重的信息闭塞：
- 疫情政策反复，封控过度，最终不得不“白纸革命”收场；
- 房地产调控失衡，引发恒大债务危机（Financial Times, 2023）；
- 芯片自主化运动投入巨大，却因制裁与腐败双重作用陷入停滞。
这些政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个人政治工程”，不是经济理性决策。习近平需要“伟业”来巩固领袖地位，而不是国家发展计划。
六、历史镜像与体制宿命
历史上，权力个人化导致的国家崩坏比比皆是。
- 乾隆晚期：穷兵黩武使清朝财政透支；
- 慈禧时代：顽固拒绝制度变革；
- 毛泽东晚年：文革摧毁国家治理体系。
这些历史教训在习近平时代被再度复制。制度的僵化与权力的恐惧相互强化，使任何改革都被视为“政治威胁”。最终，政权陷入自我强化的衰败循环：权力越集中，治理越失效；治理越失效，权力越需集中。
七、社会后果：信任的坍塌与“国家幻觉”的消散
当政权长期以个人意志取代制度时，社会最先崩塌的是信任。
- 企业家不再信任政策环境，投资意愿崩塌；
- 青年不再信任未来，形成“躺平文化”；
- 民众不再信任国家叙事，形成“冷漠政治”。
社会学家孙立平（2021）指出：“当信任机制消失时，国家就退化为恐惧共同体。”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处在这一转化的深渊。
八、结论：个人化权力的自我毁灭逻辑
习近平统治的核心悖论是：
他以“国家安全”为名重构极权，却由此摧毁了国家的真实安全。
他以“民族复兴”为口号凝聚权威，却让民族陷入孤立与衰退。
他以“反腐”为工具清洗异己，却制造了政治恐怖与经济恐慌。
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指出：
“极权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持秩序，而是永久运动本身——一种对毁灭的运动。”
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式体制的命运早已注定。
它不是国家的统治形式，而是国家衰败的过程。
“国家利益”被掏空为个人意志的回声，而“民族复兴”则成为独裁者的自我安魂曲。
参考文献（References, APA Styl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Brussel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Financial Times. (2023, August 15). Evergrande’s Collapse and the End of China’s Property Boom.
Galeotti, M. (2023). Putin’s Wars: From Chechnya to Ukrain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tkin, S. (2022). Stalin and the Fate of Russia: The Mirror of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athan, A. (2022).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Revisited: The Xi Jinping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136), 1–15.
新华社. (2018, March 11). 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Zhang, Y. (2021). The Wolf Warrior Diplomacy and Its Domestic Logic. China Review, 21(3), 33–57.
Zhou, X. (2023).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a: Legitimacy and Contro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孙立平. (2021). 《社会信任的崩塌与再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附录（Appendix）
表1. 习近平时代主要政策与结果对照表
| 政策 | 宣称目标 | 实际结果 | 战略评估 |
|---|---|---|---|
| 共同富裕 | 缩小贫富差距 | 民营经济信心受挫，资本外逃 | 失败 |
| 战狼外交 | 提升国家形象 | 国际孤立加深 | 失败 |
| 芯片自主化 | 科技独立 | 技术受制裁停滞 | 部分失败 |
| 动态清零 | 控制疫情 | 经济停摆，社会动荡 | 失败 |
| 军改 | 强化军队忠诚 | 高层频繁被清洗 | 结构性失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