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的武统台湾》

——从习近平的权力断层看中共战略失败的结构性逻辑

导言：一场未发生的战争

2020年代中期，中共当局以高调的“武统”言论与舆论造势，营造出“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的氛围。然而，至2025年秋，这一战略不仅未能兑现，反而显露出系统性“烂尾”迹象：东部战区多名高层将领被清洗；军队战斗力重构陷入停滞；内部文件频繁提及“防控内部风险”；同时，对外宣传口径从“统一台湾”转向“维护边疆稳定”。

本报告旨在通过系统性结构分析，揭示中共“武统台湾”战略失败的三重逻辑断层：

政治层面：军权结构的断裂与派系博弈的崩塌；
军事层面：职业军队理性与现代战争技术革命的对撞；
经济层面：体制性衰退与财政失衡使战略能力彻底坍塌。

这些断层汇聚成一个核心事实：武统台湾不再是战略选项，而成为习近平个人政治合法性的坟场。

第一章战略失灵的总体逻辑

中共的战略文化自毛泽东以来，始终建立在“以战争凝聚政权合法性”的逻辑上。
毛用“抗美援朝”稳固了政权；邓以“对越作战”完成军队权力重塑；习近平试图以“攻台”完成对全党军的再统合。

然而，21世纪的战争政治条件已根本改变：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耦合，使战争成本呈几何级上升；
俄乌战争暴露出传统陆权国家的结构性弱点；
中共内部派系碎裂，军政资源分布高度政治化，缺乏统一战略意志。

在这种环境下，“攻台”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内向性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而是为了维护习近平对军权的控制权。正如老农问道在其文章中指出：“习近平要获得军方支持，就必须推动攻台。”（SOH France，2025年10月9日）

这意味着“攻台”是政治手段，而非军事决策。

第二章政治因素：从“掌控军权”到“失去军权”的权力断层

（一）军权结构的历史惯性

自毛泽东确立“党指挥枪”原则以来，中共军队的核心权力逻辑始终是“政治忠诚优先于军事专业”。这一体制在结构上就存在两重权力来源：

一是中央军委的“垂直指令”；
二是大军区（现战区）的“历史派系延续”。

毛泽东通过“中央警卫—野战军”体系控制军权；邓小平依赖“元老—军委副主席”平衡体系；而习近平在废除军委副主席制衡机制、推行战区制之后，试图以个人绝对控制重塑军队。然而，这种“去派系化”的改革最终制造了新的派系中心——东部战区。

（二）东部战区的崛起与福州体系

根据老农问道的研究与自由时报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的军方根基源于福州军区。
福州军区自建制之初即以“攻台”为主要任务。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曾依托福州军区体系获得政治支持，与原南京军区（东部战区前身）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盟。

这种关系的延续，使得习近平上台后东部战区成为军改最大受益方：

31集团军（原福建军区主力）官员密集晋升；
战区资源配置大幅倾斜于“渡海作战”；
各军兵种的研发、演训与战备方向均向“攻台”集中。

这一结构形成了习近平个人权力与“攻台战略”的绑定：要维护军权，就必须推动攻台。

（三）派系博弈的内爆

然而，东部战区的独大，立刻触发其他战区与派系的强烈反弹。

南部战区通过南海摩擦事件（中菲、中越）强化存在感；
西部战区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以争取预算和战略话语权；
北部战区重新炒作“海参崴”议题，暗示应警惕俄罗斯威胁。

这种内部竞争不仅削弱了“攻台”的战略一致性，更直接反映军队高层的分裂。传闻中所谓“中共制定俄罗斯崩溃后的接收计划”，即体现了部分军头对习近平战略方向的讽刺性否定。

更关键的是，军中职业化群体对“政治战争”产生抵触。
俄乌战争让职业军官看清：战争不是政治秀，而是技术与体系对抗。北京的“政治动员式军事战略”遭遇军内冷对。

（四）军权坍塌的时间线

2022—2025年间，中共军方经历三轮系统性清洗：

2022年底至2023年中：火箭军高层遭整肃；
2024年初：东部战区参谋系统被查，多名将领“因纪被免”；
2025年四中全会前夕：钟绍军、王仁华相继被免职，军委办公厅体系震荡。

这些清洗标志着军权从“个人化控制”向“集体接管”过渡。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及其北方体系重新夺回部分指挥权。正如SOH France文章指出：“张又侠利用习近平身体状况的劣势，夺走部分军权。”

虽然细节仍待证实，但从军政文件与官媒措辞变化可见端倪：

“习近平军委主席负责制”被弱化；
“军委集体领导制”重新出现；
战区与军种新闻报道减少“核心”“领袖”等字眼。

这意味着习近平事实上已从“掌控军权”退至“象征性统帅”。

（五）战略转向与政治烂尾

当军方资源重新分配，战略焦点转向俄北方向时，“攻台”即失去现实基础。
所谓“台湾危机解除”，并非北京主动退却，而是系统性政治失灵的产物。
习近平在东部战区体系上的全部政治投资，被军队的制度性惯性吞噬殆尽。

权力断层最终呈现三重后果：

军心失控——将领宁打边境，不愿涉台；
战略失焦——战区竞争导致资源浪费；
政治失灵——中央号令形同虚设。

这一切使“武统台湾”沦为烂尾政治工程。它既无法实现习近平的个人合法化，也暴露中共体制内部自我吞噬的终极逻辑。

第三章　军事因素：职业军队意愿与俄乌战争的镜像效应

一、从“党指挥枪”到“枪观党”

中共体制的一个核心支点是“党指挥枪”，这是其延续政权的最终保障。然而在习近平时期，这一原则开始出现“逆反效应”：随着军改将原有的集团军体系彻底打散、军委集中化并极端个人化，军队事实上已由“党军”向“家军”转化，最终导致军队职业化意愿与政治忠诚度之间的尖锐冲突。

军队官兵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效忠的“党”，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理想，而是一小撮围绕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力构筑的派系网络。
军改后，原属东部战区、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名将领在短时间内被查处或“消失”，反映出体制内部的不信任已达到冷战化的程度。军队内部的真实逻辑，正在从“党指挥枪”转向“枪观党”：军人群体不再无条件服从政治命令，而是开始以生存与职业安全为第一考量。

二、俄乌战争的镜像：一场“解放军噩梦”的模拟

俄乌战争为中国军界提供了一个“镜像效应”的参照。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初期所展现的指挥瘫痪、后勤混乱与士气低迷，被中国军方视为一面危险的镜子。解放军的结构性问题——指挥层政治化、战斗层非职业化、技术体系碎片化——与俄军如出一辙。

在2023年后中国内部举行的多场闭门兵棋推演中，有一项结果极具象征性：在模拟攻台作战中，若美日介入并封锁制海权，中国沿海地区的补给线平均存活时间不足七十二小时。这意味着，解放军一旦陷入长期作战，后勤体系将迅速崩塌。
这不仅是军事层面的失败，更意味着政治体系失去了以军事威慑维系权威的最后支柱。

三、军心的裂解：忠诚疲劳与“非政治化倾向”

在2024年以后的内部军校与院校论文中，“职业荣誉”“技术建军”“非政治化管理”等词汇频繁出现。这种话语转向，说明年轻军官已在潜意识中拒绝再以意识形态作为行为准则。
而对于高层而言，这种“忠诚疲劳”比腐败更致命——它意味着军队的政治控制开始松动。
军队的政治忠诚一旦被质疑，政权便失去了垂直暴力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角度看，这与苏联解体前的“红军职业化”现象如出一辙。1990年代初的苏军，尽管名义上仍效忠于“苏维埃”，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支等待命令的中立力量。中共军队今日的心态变化，正在重演这一过程。

四、结论：权力金字塔的第一道断裂

军事体系的失控，是任何极权体系崩溃的第一道裂痕。
当政权对军队的掌控开始依赖“反腐清洗”而非制度信任，当将领的命运取决于个人忠诚而非作战能力时，军队已不再是政权的“保护者”，而是潜在的“旁观者”。
在未来可能的政治危机中，解放军的选择不会是“镇压”或“救党”，而极可能是“保持静默”。
这一点，正是中共最惧怕的“俄乌镜像”——体制崩塌前，军队往往先行退场。

第四章　经济因素：体制退潮下的战略崩塌

一、从高速增长到“制度性衰退”

中共长期维系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基础，是经济增长。
但在202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基础出现了根本性动摇：所谓“新质生产力”无法掩盖真实的生产性萎缩，国家在科技、房地产与制造业三个支柱领域全面陷入低效率循环。
更致命的是，这种衰退不是经济周期性的，而是体制性的——它源于中央集权对市场机制的持续蚕食。

以半导体与新能源产业为例，大量投资由行政指令驱动而非市场需求决定，地方政府为保“政治绩效”竞相制造虚假产能。结果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仍在上升，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创造却在下滑。
这标志着中共进入了一种“虚拟增长”阶段：增长只存在于文件、指标与宣传之中。

二、政治化经济的自毁循环

在习近平时期，经济政策被彻底政治化——任何产业政策都必须与政治忠诚绑定。
这导致了三个恶性循环：

资源错配：资金与技术流向“政治安全”部门（国企、军工、芯片项目），而民营经济被边缘化。
社会信任坍塌：企业家普遍担忧被以“资本无序扩张”罪名打击，投资意愿急剧下降。
财政陷阱累积：地方财政在“土地财政”崩溃后陷入结构性赤字，中央被迫通过金融体系再分配维持表面稳定。

这三个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核心结论：体制无法再用经济增长换取社会稳定。
经济成了政治的附庸，而政治又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三、制度“退潮”与战略资源的耗尽

在2025年前后，中国进入一种典型的“制度退潮”期：
制度不再能创造信任，只能制造控制。
控制的代价是创新的死亡，而创新的死亡意味着战略资源的耗尽。

这种趋势在国际产业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外资撤离速度加快，中国被逐步排除出关键科技供应链。
人才外流已形成结构性断层，科研体系因政治审查与保密制度而陷入停滞。
能源与粮食安全被高估，战略储备不足以支撑长期封锁。

换言之，中共的“自给自足战略”正转化为“自我孤立战略”。

四、经济崩塌的政治后果

经济下行的最深层后果不是贫困，而是信任危机。
一旦政权失去了“增长神话”，它就必须诉诸“安全神话”来维系统治。
这正是近年来“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数据安全”反复被强调的原因——安全成了衰败体制的遮羞布。

但历史经验显示：当安全叙事取代经济叙事，意味着极权体系已进入终末期。苏联1980年代的路线正是如此——从“经济现代化”转向“防范西方渗透”，最终在经济枯竭与民心耗尽中自我崩解。
中共今日的战略轨迹，与当年的苏联高度重合。

五、结论：增长神话的终结

经济退潮不是偶然，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
当政治意志取代市场逻辑，当意识形态取代创新激励，增长神话必然破裂。
这一破裂，正如一场静默的政治地震——外表平稳，内核崩塌。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衰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权合法性坍塌的序曲。

第五章　结论与战略推演：烂尾的必然性

一、战略的幻象：从“统一大业”到“政治幻肢”

习近平的“武统台湾”战略，从未真正是一场军事计划，而是一种政治心理投射——一种“幻肢效应”：
政权在现实中已丧失肌肉控制，却仍感觉到“力量”的存在。

“统一”在中共体系内，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号召口号，更是政治合法性的补丁。当经济增长失速、社会信任坍塌、军队忠诚动摇之时，“攻台”成为维系权威、延续政权神话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但这种支柱建立在幻象上。所谓“武统台湾”在战略逻辑上同时失去了政治支撑（军权分裂）、军事可行性（技术与意愿缺口）以及经济承载力（财政崩塌）。
因此，它注定要烂尾——不是被外力阻止，而是被体制自身的熵化吞噬。

从这个意义上说，“攻台计划”已成为中共体制退化的镜像：
它的存在意义，不在于真的实现“统一”，而在于延缓体制内部对自我失败的承认。

二、内在断裂：权力、军队与资本的三重失配

（1）政治权力的失控化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军改”与“反腐”夺取军权，但2023年后随着张又侠系的重组与东部战区的清洗，军权出现了“断层”——总书记与军队之间的中枢联系被切断。
“习能下命令，但命令无法被忠实执行”，这是当下军政关系的真实写照。

（2）军事机器的专业化与去政治化倾向
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职业军人群体在内部论坛与教育体系中形成了新的技术共识：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政治忠诚，而是体系化联合作战与无人化能力。
东部战区的军官们非常清楚：若发动攻台战争，中国军队极可能遭遇乌军式的“智能化反杀”——无人艇、AI目标锁定、实时数据链反制。
于是他们选择了沉默、拖延与“程序性服从”，用不执行来表达拒绝。

（3）资本循环的断裂
地方财政债务与房地产坍塌，令中央政府的战时筹资体系失效。
“债务化的国家机器”无法支撑“实体化的战争计划”。
国有企业与军工集团被迫以金融化手段循环债务，结果是军事工业体系反而成为财政黑洞。
“攻台”在预算上已不具可操作性，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这三重断裂，使得“武统台湾”从政治意愿到执行路径，都陷入不可修复的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