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杀光懂的人”？——极权政权消灭比较性的逻辑与后果

有人以为，夺权之后把旧有的官僚、专业管理人才“放一放、不用就完了”。事实证明，专政者绝不会满足于“只把人不用”。更常见、更致命的选择是：要么驯服，要么消灭。特别是在中共早期篡政过程中，这种逻辑被反复验证：不是简单的不启用，而是系统性地清算、打击、羞辱、甚至杀戮那些“懂治理”的人。为什么？答案比“权力的残忍”更具制度性与战略性——极权者要消灭的是比较性。

一、比较性是什么？为什么它致命？

“比较性”指的是能够进行横向、纵向对照的人和制度：懂治理的官僚、独立的专业技术人员、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一旦存在比较，人民就可能意识到：原来的体制、政策或话语并非唯一真理；不同的管理方式有优劣之分；权力的合法性可以被质疑。

极权政权的核心风险不是立即的武装反叛，而是认知的瓦解：民众从“这就是应该的”到“这可以不一样”的转变，往往始于比较。为了防止这种认知裂缝扩展，统治者采取一种极端但在其逻辑内“合理”的做法：铲除比较的主体，消灭能比较、能评判、能教导的群体。

二、历史并非偶然：清算“懂的人”的实践路径

以中共建政初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为例（不穷举细节，只阐述逻辑）：

整肃旧官僚与国民党系统残余：不仅撤换，还广泛实施审查、劳改、逮捕，很多在行政、财政、教育、司法上有技术专长的人被污名化为“反动派”或“残余势力”。
镇压知识分子与独立思想者：从早期的“统战”到1957年的“反右”，许多敢于提出不同声音的教授、记者、律师被迫沉默、被打压。
群众运动与基层替代：乡村运动、土地改革、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以群众名义替代专家治理，提升忠诚而非能力作为选拔标准。

这些并非偶发的“政治冤案”，而是制度性的策略：通过羞辱、清洗、再教育、处决等方式，系统性地移除对比基准，重塑一个只有“正确声音”的公共空间。

三、为什么不“只不用就完了”？几个关键的政治动机

比较会揭穿本质：懂治理的人能把政策效果、历史经验、治国成本摆在台面。一旦比较存在，政权的“合法性话语”就更容易失去说服力。
避免替代性权威出现：保留强大的专业群体意味着给社会留下另一个权威来源，这对权力的垄断构成潜在威胁。
制造信息与能力壁垒：用政治忠诚替代专业能力，把行政、司法、教育系统的人事架构变成忠诚筛选器，从而把反对的风险和信息流通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长期可控性：文盲或技术能力低但绝对忠诚的干部更易被指挥、被控制，不会像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专家那样在关键时刻做出“职业性抵抗”。

换句话说，消灭懂的人是极权为维持“长期无可质疑统治”所做的战略选择，而不是临时的暴行。

四、短期“收益”与长期代价

短期“收益”：

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更统一；
行政机器在指令下执行更快、更“听话”；
反对声音被压制，统治看起来更加稳固。

长期代价（致命）：

能力赤字：失去了财政、工业、教育、卫生、法治等领域的治理能力；政策错误难以自我纠正。
制度性腐败与低效：粗放的忠诚选拔催生裙带、买官卖官，效率下降，社会成本上升。
社会信任崩塌：专业话语被政治化，人民对制度与官方话语失去信任，社会资本受损。
人才流失：懂事人或出国、或退隐，国家丧失长远发展的智力资源。
脆弱性增加：在危机面前（经济、战争、公共卫生），缺乏专业判断与制度弹性，国家承受更大的成本与伤害。

历史很多证据都表明：一个长期剥夺比较性与专业性的社会，看似“稳定”，实则在多种冲击下更容易产生灾难性后果。

五、怎样理解“流氓与文盲被用作统治工具”？

这里不是字面上鼓励暴力或蔑称任何人，而是指政治上被挑选为最可控元素的人群：政治忠诚高、批判能力弱、对制度依赖性强。统治者宁可委以重任于这类人，也不愿冒“把权交给能比较的人”的风险。于是，阶层流动的通道被装上筛子：学历、专业能力不再是升迁主轴，政治忠诚与关系网成了新门槛，社会的合理机制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