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

《格萨尔王传》神授艺人资料一

(说明:有鉴于《格萨尔王传》神授艺人资料正在网络上逐渐消失,这里手机转载一些目前可见的资料)

《格萨尔》“神授”艺人:“神授”还是“人授”?

《中国民族报》2011年3月11日 记者 吴艳 肖静芳 采访整理。

开栏的话: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着传统而独特的文化,其中一些文化习俗、文化现象在民族地区传承、延续,它们神秘、奇特、难以解释……《民族文化探秘》栏目将带你去了解、探索这些习俗与现象,让专家为你解读其中隐含的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髓。

  在青藏高原上传唱千年的史诗《格萨尔》,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格萨尔》“神授”艺人,被认为是受神的差遣在人间传颂格萨尔王功绩的人。这些具有“天赋”本领的艺人,大多是文盲,却可以用精妙的语言流畅地说唱一二十部《格萨尔王传》。他们自称童年时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开始说唱《格萨尔》。神奇的“神授”艺人现象,一直是《格萨尔》研究的难解之谜。

  1、“神授”艺人的奇特经历

  我的老家在藏北丁青县一个叫“如”的村庄。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外祖父,因为他总是能把《格萨尔》唱得出神入化。在我还小的时候,外祖父突然去世了。

  11岁那年,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牧时遇到暴雨,就躲进了山洞。雨下个不停,我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梦中讨债人找上门来,拉起我家的牦牛就往外走。我抢上前去,抓住牛尾巴不放,讨债人松开绳子,回头打我。就在这时,格萨尔大王从天而降,把两个讨债人制服在地。我激动万分……

  梦醒之后,我回到家中。父亲见我精神恍惚,就把我送到寺院请活佛治疗。在寺院的日子里,我频繁做梦,每次梦中都会翻看《格萨尔》的书。梦醒之后尝试着回忆,内容都能回想起来。再尝试着开口说唱,发现自己不但能流利说唱《格萨尔》,而且唱完之后会特别开心。

  从此我就开始了格萨尔说唱生涯。我不再放羊,跟着去冈底斯山朝圣的人群,一路向西,边走边唱。朝圣路途艰辛,人们都愿意出钱听我说唱。

  这是前不久去世的西藏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90岁的桑珠向人述说如何做梦成为一名“神授”艺人的经过。

  西藏和平解放前,桑珠四处流浪卖艺,1984年被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聘请,录制了45部共2114盘磁带的《格萨尔王传》,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最完整的《格萨尔》史诗艺人说唱本。桑珠认为自己的前生肯定曾是格萨尔身边的一个人,中间几次轮回,今生再来完成说唱《格萨尔》的使命。

  不只是桑珠,很多有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都自述有“神授”的经历,如扎巴·阿旺洛桑说自己12岁那年梦见被一个青面骑士开肠破肚,掏出五脏六腑,把经卷装入其中;女艺人玉梅,自述16岁时梦见仙女和妖怪为了争夺她这个“格萨尔大王的人”而展开搏斗,醒来后她大病一场,病愈后就会说唱《格萨尔》了。

  去年考上西藏大学的年轻艺人斯塔多杰,自述9岁那年在学校宿舍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被两个骑兵带到一个帐篷,一位威武将军拿来很多长条书,命令他吃下去,他吃不完,又命人强行塞进他嘴里。梦醒后,他满脑子都是《格萨尔》诗篇,如放映录像般清晰可见,他开始不停地说唱,让周围的师生感到奇怪。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所调查的艺人当中,自称为“神授”的约有26人,分布在西藏的昌都、那曲,青海的果洛等地。他们大多是文盲,但是头脑中却保存了非常精彩的格萨尔史诗。

  2、“神授”艺人的故事从何而来?

  尽管不同的“神授”艺人所述梦境不同,但从调查来看,这些艺人大都生活在《格萨尔》史诗广泛流传的地域,他们从小就置身于史诗说唱的环境中。

  桑珠的外祖父就是一个说唱《格萨尔》的人。桑珠是坐在外祖父的膝盖上长大的,外祖父的说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女艺人玉梅,其父洛达是著名的《格萨尔》艺人。父亲说唱史诗时,她总是在旁边认真地听。

  在有着“格萨尔文化村”之称的青海果洛州甘德县柯曲镇德尔文部落,由于部落成员深信自己与格萨尔王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因此这个部落有着说唱《格萨尔》的文化传统,这里200多户900多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多少会说唱《格萨尔》。

  “‘神授’这种提法,我感觉并不恰当。所谓‘神授’艺人,其实大都诞生在一定的文化土壤里,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有了一定积累,只不过通过梦把潜藏的记忆激发出来。”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副院长坚赞才让认为,这个过程与其说是“神授”,不如说更像禅宗里的“顿悟”。

  多年研究和走访“神授”艺人的中国社科院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杨恩洪教授认为:艺人们并不理解自己没有学过《格萨尔》,为什么可以说唱,实际上他们已经把《格萨尔》的故事装在了大脑里,梦只是一个契机,而且每个艺人一开始并不是会说唱全部的故事,都是从说唱片断开始的。后来经过不断的吸收,会说唱的篇幅才逐渐增加。所以,所谓“神授”只是艺人的一种传统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主任降边嘉措认为,实际上不是“神授”,而是“人授”:这部古老的史诗不是神灵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靠“神的启示”来传承,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人民群众中最具有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的说唱家们来传承。

  3、为何“神授”艺人有超强记忆力?

  “神授”的提法虽然在一些研究专家来看并不确切,但对于艺人们所拥有的超强记忆力和语言表达力,他们还是不得不称奇。

  的确,像《格萨尔》这样篇幅浩瀚的巨作,似乎很难依靠大脑的记忆来保存,因此藏族老百姓才对“神授”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是,研究者们也发现,藏族是一个有着记忆传统的民族。史书上记载,佛教传入西藏以后,西藏本土的苯教受到排挤,有些苯教僧人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苯教经典保存。在藏文还没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在偏远的牧区,《格萨尔》也只能依靠记忆来传承。

  能说唱《格萨尔》的人,其在记忆方面确实有非同一般之处。如去年在玉树地震中遇难的“神授”艺人土登迥乃,就不仅会说《格萨尔》,还会说《水浒传》等。而能将《格萨尔》里上千人名记得一清二楚的玉梅,却又很难记住周围人的名字,显示出记忆的某种专注。

  美国的有关研究认为,人类大脑如果开发得好,可以记忆一个图书馆的资料。杨恩洪教授认为,《格萨尔》艺人有可能是在格萨尔这一知识领域开发得比较好,因而能记忆更多的知识。当然,这需要艺人本身对《格萨尔》的兴趣。如玉梅,在父亲说唱《格萨尔》时,她听得很专注,而她姐姐在一旁睡大觉,因此她姐姐就没有成为艺人。

  此外,杨恩洪教授认为,《格萨尔》艺人是有他们独特的记忆方式的。我们当代人一般依靠纸笔、靠逻辑思维、靠某种上下左右的顺序来记忆,但艺人靠的是录像记忆,像桑珠说唱故事的时候,把眼睛微微地闭上,大脑当中就出现了史诗征战的场面。主人公在什么位置,他骑着什么马,说什么话,对手又是什么,他就根据图像来记忆。一遍遍的说唱,又强化了他们这方面的记忆。

  另一方面,《格萨尔》艺人又是具有强烈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坚赞才让教授认为,艺人们在说唱《格萨尔》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场有很大的即兴发挥空间。如果听的人多、场面热烈,会激发艺人的表演热情,他(她)会说唱得更生动、更滔滔不绝;反之,他(她)会讲得简略。

  女艺人玉梅26岁时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到西藏社科院录制《格萨尔》,但是她的说唱本领却慢慢丧失了。有的人认为她的本领被“神”拿走了,研究者则普遍认为,正是她脱离了民间的说唱环境,没有了听众,而只能对着录音机录音,才使她有关《格萨尔》的记忆退化了,说唱表达的能力丧失了。

  4、未有定论的 “神授”之说

  关于“神授”,世界格萨尔学界仍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只是艺人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杜撰的;有人认为这是艺人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创作冲动,就真心地认为是神的意愿;当然,也有人认为确实是“神授”……

  不过,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并不太认可“神授”说法的坚赞才让教授,也谈到调查中在治多县见到一位30多岁的男艺人,只要燃起桑烟,在香烟缭绕中他就好像不是他自个儿了,眼珠转动,如神附体一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格萨尔》。

  也有人声称,亲眼见过有的《格萨尔》艺人在说唱前进行某种仪式,一旦进入说唱状态就停不下来,别人强行中断后艺人会出现昏厥等奇怪症状。

  从理论上说,人类大脑的储藏量是惊人的,即便记下篇幅浩大的《格萨尔》,也只是占据了大脑的一小部分。但实际生活中,却有一些艺人的奇特经历无法解释。在没有定论之前,目前的各种观点还都只能认为是假说。

参考文献:潘汉年案与胡风案的奇异巧合

0

此篇文章讲述了中共建政后,毛周两大派系的第一次重大较量的一个片段。毛在周访苏之际,免去了周的国内职务。周反击,逼死了毛选定的替代者高岗。周复位,毛恼羞成怒,直接拿下了周的挚交下属潘汉年和胡风。

潘汉年案件事发突然,落在1955年4月这个时间点或许有偶然因素,而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胡风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陡然发生了本质性的突变。当两起事件一起发生时,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六十年前的春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天子脚下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两件令人疑窦丛生的重大案件: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主席毛泽东。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甚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胡风、潘汉年这样两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人物到底犯有什么“可杀之罪”,居然有幸排列在“反党集团”头目饶漱石之前?

潘汉年的核心罪行据说是因为他隐瞒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可这只是一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对此事并非毫不知情,而这个历史事件对现时的政局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即便需要惩罚潘汉年,也应当淡化处理,尽量减少影响,将其弃之不用、软禁起来也就够了。如此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尤其显得反常。而胡风的被捕也非常奇怪,五十年代国人知道胡风,恰恰是通过那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诗中,作者将他心中的毛泽东几乎比作了踏破洪荒、开创宇宙的上帝,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固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极端敏感,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不满,有意用延安文艺精神统一思想,但是,身为最高领袖也大可不必亲自操刀,尤其不必给其一个反革命的桂冠。潘汉年被逮捕,事先毫无征兆,连为潘汉年传书的陈毅也倍感惊讶,而胡风被捕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两位钦犯的所谓罪证几乎都是在他们身陷囹圄之后才发现的,那不过是为领袖决策背书而已。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舒芜事后也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

尽管潘汉年和胡风罪名相异、缘由不同,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给出他们落难的原因却基本相同:“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罗青长),“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时代,据此来把握当时的政治脉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调整内部权力格局的契机,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就在周恩来率团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时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负责确定国家计划工作的高岗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俨然和刘少奇、周恩来成鼎足之势。然而,阴错阳差,却由此导致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党内重大冲突,以高、饶落马暂告结束,这便是历史上的高饶事件。高岗自杀后,毛泽东深感惋惜和懊悔。高饶事件于1955年3月落幕后不久,同年的4月初到5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接连发生了潘汉年案和胡风案。

潘汉年案件事发突然,落在1955年4月这个时间点或许有偶然因素,而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胡风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陡然发生了本质性的突变,恐怕就不是偶然事件了。除了敏感的时间点巧合之外,两个案子的无厘头也极为相似。潘汉年作为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胡风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

在潘汉年和胡风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是明显不一致的。周恩来和潘汉年、胡风两位钦犯恰巧都有着极深的渊源,胡风自1937年至1949年前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左翼文学活动,深得周恩来的赞许。用某些人的话说,胡风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身边人”。而胡风对周恩来的知遇之恩也极为感戴,以至于在书信中把仅仅年长他四岁的周恩来尊称为“父周”。后来,胡风在给中央的上书(30万言书)中,还极力表白了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以示他对中共的忠诚。做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是从政治的角度和胡风交往的,可能不像胡风那样看重双方的私谊。但是,胡风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在高层和文化人当中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正如周恩来在潘汉年被捕后对情报系统官员所言:“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周恩来内心在想什么,他人无法断定,但是,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却是确凿无疑的。

潘汉年从地方大员变为国家敌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其中的演变过程过于隐秘和突然,相关档案至今还处于秘密状态。通过潘汉年平反后公布资料可知,周恩来显然是对此案有怀疑的。潘汉年被捕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材料:

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

四、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这五大反证对潘汉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其中的每一条都足以推翻这个明显有悖常识的、所谓“内奸”的荒唐定性。而这些也足以质疑对潘汉年的处理,从一开始便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由持续多年的胡风案件的演变更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胡风案件最初是由胡风和周扬等人的冲突引发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源自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其中既有文艺理论上的因素,也有人事上的因素,胡风和周扬等人可谓同志加宿敌。自中共建政之初,周扬等人就一直在部署和开展对胡风等人的整肃,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也有过批示,但基本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对待胡风和周扬之间的争论。周恩来清楚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结怨很深,由周扬等人主导这次批判并不恰当。不过,周恩来基本上默认了周扬等人的所做所为。

毛泽东对这场批判也早就掌握,在胡风上书中央《30万言书》之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提出的建议和批评进行了反驳,该文就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尽管文章言辞激烈,在定性上也仅仅把胡风从“同志”改为了“先生”,并没有否认“胡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其批判依然限于思想方面,或者说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问题的定性陡然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按语都经毛泽东亲自过手,其中的编者按和许多按语为毛泽东亲笔所写,其篇幅之长在毛泽东抗战后的文章中少见。在毛泽东亲笔将原稿中的胡风反党小集团改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胡风的命运实际上便已经决定了,这一天是1955年5月11日。

为了制造一个胡风两面派的形象,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然而,却选用了未完善的中间稿,对胡风尤其不利。当天,周恩来接到胡风的电话,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惊恐不安的胡风请求周恩来出面过问此事。周恩来随即打电话给周扬和《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核实清楚后,指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奇怪的是,作为政务院总理直接下属的文化部长周扬却绕过总理,直接去请示毛泽东主席如何处置。毛泽东告诉周扬:甚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胡风是要逮捕的。

从毛泽东5月11日批示到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周恩来对胡风即将被逮捕的“机密”似乎不知情。否则,他下那个要《人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不过,历来以机敏著称的周恩来,对胡风问题彻底逆转一无所知似乎也不太可能。退一步讲,即便周恩来过去不知情,那么在给周扬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应该询问一下人民日报为何如此定性。周恩来在胡风已经被宣布为敌人的情况下,还要求人民日报澄清事实公开做检查,实在非同寻常。后来,在“胡风分子”二号人物阿垄的问题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反证——此人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而不是反共分子。当然,周恩来的话对阿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还是庾死狱中。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宣传、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建政后不久,毛泽东就先后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但基本上限定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没有对具体当事人做政治处理,更没有当作罪犯看待。此后,还有过梁漱溟当众让毛泽东难堪的事情,而这个一向否认阶级斗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也不过仅仅遭到一顿痛骂而已,依然享受着很高的待遇。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苛求胡风这样一个把他当作上帝一般尊崇的书生?想想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了这几个不足挂齿的书生耗费了多少心血,针对胡风问题写下的各类文章,仅收入《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就有23篇之多。

潘汉年除了掌握许多核心机密外,更熟知中共秘密通讯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对中共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仅仅凭这一点,把潘汉年说成是内奸就无法想象。同样,对于胡风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在事实和逻辑上更是有太多违背常识的地方。两个案件罪证之薄弱与罪名之大甚不相符,明显有小题大作、借题发挥之嫌。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日趋严峻,直至最终文革爆发。然而,七年前被捕的潘汉年却在1963年1月经最高法院开庭正式判刑、仅仅一个月后,就被假释出狱,与妻子在农场团圆。同样七年前被捕的胡风,于1965年11月经北京市高院宣判、一个月后,也被假释出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过年。其实,如果胡风积极和法院配合,也应该在1963年假释出狱。

潘汉年案件和胡风案件看似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件,然而,仔细对比,却可以发现他们有着许多的巧合与相似之处。首先,这两个案件都是毛泽东亲自操刀的钦案,两人被捕时间相近,长期关押不做审判的经历相似,实质性处理的结果也相近。此外,潘汉年、胡风还恰巧都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对两个案子也恰巧都表示了怀疑并提供了反证。

跳至工具栏